曹禺的戏剧创作历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美学思想也不断地变化着——他由对“人”的关注到进入政治书写美学形态的多样性；由一个坚持民间知识分子立场的剧作家到一个“遵命写作”的文人。纵观现当代文学史，笔者发现，“曹禺现象”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种群体现象。因此研究曹禺创作美学思想的转向有一定的意义。 首先，曹禺从人性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切入进行戏剧创作，把社会作为“人”生存的大背景，化意识形态于对“人的困境”的追问中，并结构成发人深省的各种悲剧。从而使戏剧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的悲剧与西方现代悲剧有了可比性。 接着，他由一个类似京派作家的自由主义文人走向了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有极大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的剧作家，“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内在爱国情怀在他的内心深处复活了。从中可以窥视出曹禺的艺术审美由文化的审美转向社会意识形态的审美，即审美视角由内向转为外向，由自我走向他者。同时，“悲剧和喜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悲剧的内容可以用喜剧的形式加以表现，且喜剧手法恰当的运用则能更加突出表现悲剧的内涵；而喜剧的主题也可以用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出现在曹禺的戏剧中。 解放后曹禺的创作完全与前期迥然不同，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立场也完全官方化，其艺术审美视角也外向化，与当前政治紧密相连，其创作展现出政治书写美学形态的多样性：“共鸣”政治状态下的“真”，荒谬政治运动“伪”，以及解放后的知恩政治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