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是自选项目“重建西方近代语言学史”的子课题之一。历史比较语言学是欧洲学界素来引以为的自豪,然而对其学术史缺乏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对18世纪末以前的沿革,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筚路蓝缕,做过一些开拓性研究。至于中国学界转述的,仍是此前西方学者的“局限式研究”,对一些新成果迟迟未能吸收。学术史研究需要大量文献,在纸质文本时代难免存在若干盲点和误区,甚至扭曲学术史。就印欧语系的发现和比较方法论的创立而言,囿于当时知识,先后受“德国民族主义”“英美民族主义”的驱动,误解尤为严重。坎农（1958,1990）、霍凯特（1964）、罗宾斯（1967,1987）等尚未认识到,只有查阅了威廉·琼斯（1786）之前语言比较的主要论著,在对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给琼斯演讲中的“相似-同源讲辞”以合适的定位。本专题首先对以往史家的比较语言学史论述加以梳理和剖析。其次,基于文献钩稽和参考已有成果,钩稽琼斯之前（18世纪末）语言历史比较的总体面貌,重点阐述以伯克斯洪为代表的荷兰学派所创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及其价值。然后,基于琼斯演讲（1784-1794）中的相关内容,揭示称其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不符合史实。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最早创立印欧语系假说（斯基泰假说,包括梵语）和比较方法论的是荷兰伯克斯洪（1647,1654）;最早提出日耳曼音变定律的是荷兰凯特（1723）;最早实地调研阿尔泰语、芬兰-乌戈尔语的是荷兰威特森（1692）、瑞典斯塔伦贝尔（1730）以及匈牙利沙伊诺维奇（1770）;最早提出闪米特语族雏形的是德国莱布尼茨（1710）,最早提出其谱系树模式的是荷兰斯库尔腾（1706-1738）。最早推测马达加斯加、东印度群岛和科科斯群岛诸语同源的是荷兰雷兰德（1708）。开启非洲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是法国普罗亚特（1776）;开启南美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是意大利杰里伊（1782）;开启北美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是美国爱德华兹（1787）。2.《三周年演讲》（1786）是一位东方学家关于亚洲人种和民族的演讲,语言只是其研究工具之一。其中第10节（5句话）提及“相似-同源”（其他演讲中也有语言关系的论述）,琼斯既未标榜此为首创,也未做过历史比较的任何实践,其讲辞依托的是此前的语言比较和梵文研究成果。通过文献核查可见:凡琼斯周年演讲（11次）中大体说对了的（如印欧语、芬兰-乌戈尔语等）,都是前人已经提出的;凡琼斯周年演讲中大体说错了的（如藏语和汉语关系等）,都是他臆想的,即前人尚未进一步研究的。由此考定:（1）不管对错与否,琼斯的这些说法一定参考了前人论著,尽管未列参考文献;（2）琼斯对语言比较并无具体实践,只是基于所见资料加上一些主观化理解,包括误解、曲解;（3）琼斯在语言比较理论方法上无任何原创性建树。3.采取鸟瞰式俯视,语言历史比较萌芽于威尔士（坎布伦西斯1194）、西班牙（罗德里库斯1243）、意大利（但丁 1305）和荷兰（阿格里科拉1479）,经过早期探索,进入第二阶段词语和谐说（杰勒纽斯1537）。再进入第三阶段成熟期（本体论、方法论和音变定律）,形成了语言历史比较的荷兰学派,尤其是伯克斯洪（1647,1654）创立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凯特（1723）发现了日耳曼历史音变定律。第四阶段即19世纪的德国学派,只是在研究规模上的拓展化和过程上的精细化,在理论方法上没有重大的原创性建树。4.语言历史比较的崛起,主要在于日耳曼（凯尔特）等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寻根意识。在发现塔西陀（55-120）和帕特尔库鲁斯（约前19-后31）的论著后,当他们第一次读到其伟大领袖阿尔米纽斯（前18-后21）的事迹时,对自己的祖先越发敬重,更加热爱其本族语。他们要知道其祖先来自哪里,于是根据语言证据,参照历史和考古,推定其祖先来自黑海的斯基泰故乡。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方法的成熟,并非像通常臆想的那样,基于大航海时代的语言大发现,更非18世纪后期多种词汇集的编撰或梵语的发现,而是源于欧洲学术发展的内在趋势,即文艺复兴前后的人文主义兴起,对古老欧洲民族文化（日耳曼/凯尔特）的重现发现。5.由于琼斯将语言关系置于《圣经》框架内,而符合当时一些学者的信念（先入为主）,19世纪中期的三位英国学者（缪勒1851;匿名1866;法勒1869）为反对德国学者垄断历史比较而鼓吹琼斯的成就（三人成虎）,再加上德国语言学史家（本费1869）的自吹自擂与对荷兰学者的诋毁（光环效应）,以至于20世纪的一些学者将“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琼斯”奉为定论,并且反复夸大（从众效应）,从而掩盖了荷兰学派的巨大成就,扭曲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进程（定势效应）。然而,学术史就是学术史!凡模糊不清的务必彻底澄清,凡是非颠倒的务必正本清源。关键在于,研究学术史要克服主观信念（盲从陈说,排斥新论）,坚持基于客观史实（依据新发现资料修正陈说）。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首次全面系统梳理了 18世纪末之前的欧洲比较语言学学术史,揭示了其形成、发展和成熟过程,重点阐述了荷兰学派（伯克斯洪）,为重建西方近代语言学史打下了基础。本研究的应用价值在于,可以推进语言学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