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且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目前,我国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的阶段就会具有新的特点,我们应该以中国客观现实为基础,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考虑我国农业所面临的新的问题,才能真正为我国农业发展出谋划策。劳动力过剩型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经济体系的主要特征,而劳动力过剩型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时可供选择的模型,但是近年来,由于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教育的递增回报模式,劳动力非农转移随即呈现出选择性的特点,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优先实现非农转移,这种现象的出现必然要求我们在借鉴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同时要根据现实国情对其进行补充与完善。在将人力资本积累率作为外生变量的现有文献中,劳动力转移必然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失,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浅化是较高文化水平劳动力非农迁移的自然结论。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到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后,以上现象的出现将导致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短缺点和商业化点重合的转折点推后到来。此时,二元经济的成功发展,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给出的条件之外,同时要求农业从业者的人均人力资本投资增长率大于由于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农业劳均人力资本存量的损失率。这是依据中国国情对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做出的补充。事实上,选择性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同时决定着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如果将人力资本积累率处理为迁移过程的内生变量而非外生因素,那么,选择性迁移会在跨部门套利动机的驱使下提高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向人的质量投资的能力,因而可能出现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深化的结果。本文对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到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以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和包含人力资本因素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人力资本内生的农业发展机制及其发挥作用的途径,并借鉴Kanbur和Rapoport提供的分析方法,构造了选择性迁移条件下的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模型,由此建立起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水平与中国农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性迁移、人力资本深化与中国农业发展趋势的时间序列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结论,最终获得在选择性迁移条件下,由劳动力非农转移带来的农业和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推进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结论。笔者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建立公共信息网络,为农民流动迁移提供有效的信息引导,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消除劳动力迁移的制度障碍;第二,通过教育改革、刺激人力资本的个人投资、加大政府对农村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以及吸引人才政策的实施,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第三,在促进劳动力迁移和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基础上,促进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加快农村科技发展利成果转化、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为主的“三高”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以保证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