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频频发生强制猥亵的犯罪行为。因该罪往往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因受制于该罪法定刑的限制,法院判决的刑罚却低于社会公众的预期,故而形成社会情感与法院判决二者之间的情感撕裂。为加大对强制猥亵犯罪的惩处力度,立法机关先后两次对1997年《刑法》第237条进行了修订。那么经修订后,我国法院关于强制猥亵犯罪的量刑究竟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立法还需要对此作出什么样的回应?基于上述两个问题,文章试图透过对广州市2017年至2020年法院关于强制猥亵犯罪相关判决书的分析来回答。广州市是国际超级都市,性犯罪和经济犯罪有更快的进化速度,审判机关需要根据现有法律条文不断识别和评价新的犯罪行为,并依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罪名进行量刑,但在实践中,强制猥亵犯罪的量刑被不同的因素影响着,复杂的案情与较大的社会舆论使得各类加重情节和从宽情节的适用变得不统一,导致这类犯罪的量刑规范化产生问题,具体变现为量刑不均衡,亦或是量刑畸轻,这让刑法不能发挥应有的惩戒功能。文章为了研究强制猥亵犯罪中哪些因素对量刑影响最为显著,采集了广州市法院2017年到2020年的生效判决书,挑选了十余项影响因素,如被害人谅解,聚众猥亵,被告人职业,被告人年龄等,借助SPSS软件,将这些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判罚时长作为因变量,进行了详尽统计和分析,最后得出是否聚众猥亵,是否得到被害人谅解以及是否多次猥亵是影响法官作出量刑决策的最重要因素。其后对包含这三类因素的相关案件进行阅读比较,发现了导致量刑不规范的几个原因,分别是:适用聚众猥亵加重刑上,是对所有人员适用,还是只对聚众行为发起者、领导者适用;多次猥亵情节认定为法定加重情节“其他恶劣情节”上,是否应综合考量被告的人身危险性;被害人谅解制度适用时,从宽幅度存在不统一不规范;大部分判决书对被告人是否使用强制猥亵加重情节的说理较为薄弱。最后在建议与展望中,分别提出了应提高判决书量刑说理的标准,统一规范从宽幅度,谅解获取方式更多样化,合理认定其他恶劣情节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