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机会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预约合同也被大量运用于实践之中。然而,我国《合同法》并未规定预约制度。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该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中,似乎涉及了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的有关内容,但事实上,该条规定只是对商品房买卖本约合同的认定作出了规定,充其量只是涉及了商品房买卖本约与预约的关系,并未明确提出预约合同的概念。直至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才在法律上首次正式承认预约合同。但该司法解释对于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是否包含强制履行,语焉不详,导致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议不断。长期以往,不仅难以真切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也有损司法权威。针对预约合同强制履行问题,本文分为四部分进行分析、论述。第一部分为我国预约合同强制履行的司法实践考察。本部分通过对2012年《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出台以后各地法院裁判的相关司法案例进行整理、分析与归纳,发现预约合同强制履行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争议。一方面是各地法院对预约合同能否适用强制履行的违约救济方式存在截然不同的裁判观点,个案裁判结果差异很大,有的法院明确判决预约合同违约方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有的法院则拒绝承认强制履行在预约合同中的可适用性。另一方面是在预约合同强制履行的适用上,各法院的见解也不尽相同,绝大多数法院认为强制履行预约合同只能是强制缔结本约,而少数法院认为本约合同权利义务的实现也是继续履行预约合同的应有之义。第二部分是关于预约合同强制履行的各派学说介绍与分析。本部分先考察了其他法域对强制履行预约合同的态度,再介绍目前我国学界关于预约合同继续履行的三大主流观点内容,然后通过分析、比较,指出各派学说存在的缺陷:否定说牺牲了诚实信用原则,其对合同自由的过度保护容易造成权利滥用的后果;肯定说无法充分消减否定说的顾虑,其对强制履行的正当性未能充分予以论证,也未能提出有效可行的履行方案;而区分说缺乏适于实践的区分标准设计,容易招致司法实践的混乱。第三部分为预约合同强制履行的正当性考察。本部分承接第二部分,综合考察预约合同的形成原因和订立目的、预约合同的法律效力、强制履行预约合同的法律价值等几方面内容,发现预约合同的订立目的在于缔结本约,预约合同具有缔约效力,赋予预约合同强制履行的违约救济方式不仅是诚实信用原则与契约必守精神的体现,还有利于保护守约方的合理信赖利益,并提高诉讼效率。在肯定预约合同强制履行具有重大实践意义与法律价值的基础上,笔者又在该部分中对否定说的主要质疑理由进行回应:首先,肯定强制履行在预约合同中的适用是协调意思自治与诚实信用原则的结果,并没有过分损害合同自由原则;其次,结合《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法律既未禁止所有行为给付的强制履行,也未排除强制履行在预约合同中的适用,因此,继续履行预约合同既不属于“债务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也不属于“法律上不能履行”;最后,从理论上讲,强制履行与损害赔偿同为违约责任形式,在适用上并无绝对的次序先后之分。第四部分为预约合同强制履行的适用。本部分可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结合司法实践,通过理论分析,提出并非所有预约合同都能适用强制履行,只有那些当事人缔约意愿非常明确、本约内容确定性较高、本约合同可适用强制执行的预约合同才可纳入强制履行的适用范围。第二方面是提出强制履行的适用应以当事人诉请和有现实履行基础为前提条件,如果当事人没有主动选择要求违约方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法院不得径自裁判适用强制履行。最后是对强制履行预约合同的司法运作提出两个建议:一是继续履行预约合同只能是签订本约而非履行本约,二是在违约方拒不缔结本约的情形下,可以法院判决替代违约方的缔约承诺意思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