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经济一体化理论是以关税同盟为基础的,主要用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相对规模来对关税同盟的建立进行评价,可是现实情况中,许多国家经常以传统收益不利的条件加入经济一体化组织,于是人们对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收益进行了重新的思考,产生了区域经济合作的非传统收益理论。非传统收益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合作不仅可以带来传统收益之外,还可以带来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发信号、提供保险、增强讨价还价能力等非传统收益。亚洲发展中国家众多,经济构成复杂,中国和东盟都还不是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仅仅用传统收益理论并不能全面地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收益情况。通过研究非传统收益理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适用性,我们发现了非传统收益理论对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组织中的成员国的参与动机也有较强的解释力。通过架构了一个轮流讨价还价的博弈模型,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在博弈中是处于不利地位的。但是中国依然可以选择进行主动博弈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前进,创立新的游戏规则为自己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非传统收益的效果进行检验以后,我们认识到许诺、发信号、保险机制等非传统收益可以减少成员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可信度的增加使得私营部门更易于计划和投资,在—些情况下,源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不确定性的减少甚至是实现自由化收益的一个先决条件。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逐渐掌握自由贸易区的控制权。然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非传统收益的实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东盟内部的经济差异、与域内外国家的关系、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面临着种种的约束和困难。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和寻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非传统收益的实现途径,使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非传统收益能够最大化,达到共赢,使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