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往是人类独有的社会历史现象,它表征着人与世界、人与社会和人与人自身的关系。文化交往就其基本内涵来说,主要是指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不同民族与不同国家之间以文化的形式为基础的能力和活动的相互交换,同时还包括由此所带来的彼此之间的互动与联系的过程及其结果。文化交往作为过程性的存在,与生产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紧密相连。而生产的发展与交往的扩大是人类文化交往变迁的根本动力,是人类文化交往发展与变迁的内在机制。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是人类文化交往的当代形态,是建立在生产的全球化和世界的普遍交往的基础上的。本文对全球化时代文化交往的基本内涵的界定,主要从其生成机制、实现机制、基本形式和主要特点几个方面来具体展开,从而揭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必然结果,在其深层次的表现形式上深刻地体现了从经济交往到社会的整体互动这一整体性过程。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其实现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和克服的困境。具体表现为:由文化的民族差异所造成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抵触、冲突和误解;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立,直接影响着文化交往的深入发展;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和观念认同造成强烈的冲击,作为民族文化的主体对外来文化不同程度地加以拒绝、排斥和抵制,其将阻滞文化交往的顺利展开和深入发展。那么,人们能否走出这样的困境呢?它的解决路径是什么昵?对这类问题的追问与回答已经成了当代文化交往中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但是,在我们探寻解决当代文化交往困境的合理途径的过程中:首先,我们必须对两种主要的理论形态即“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展开批判和审视;其次,重点挖掘马克思关于解决当代文化交往困境的方法论资源,重点分析它对解决当代文化交往困境的方法论启示。　　 全球化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往及其发展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积极参与全球化的中国,就面临着这样的机遇和挑战:其机遇主要表现为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中国在与他民族深入交往所塑造的美好的中国及其民族文化形象,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网络和信息的迅猛发展,等等;其挑战主要表现为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双方之间的误解、抵触和冲突,中国文化的弱势地位对他民族的强势文化的侵入和渗透难以应对,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和价值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和巨大的破坏,等等。中国在参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实践中,面对当代文化交往的需要和现实困境,必须提出应对这一机遇和挑战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