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这得益于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广阔的贸易辐射面，香港转口贸易的兴起对中国沿海特别是华南和西南地区影响极大。本文从香港转口贸易进入兴盛期的60年代末切入，研究晚清时期香港借助于传统和近代化的交通、金融和商业网络，对大批量进出口货物发挥的集散转口功能。转口贸易的兴盛又反过来促进了香港城市经济本身的繁荣，使其成为拉动中国沿海特别是华南和西南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是，目前学术界有关香港对外贸易的研究，却存在很多空白。本文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历史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探讨。首先探讨香港对华转口贸易的空间差异性和总体特点。以贸易额为尺度区分若干时期香港在国内主要贸易对象港的排名先后，简要列举香港与各地贸易结构的特色及差异，包括对云南的矿产品贸易，对广西的山地货贸易，对广东的“快速”消费品和“笨重”消费品贸易，对福建的大宗日用品和侨需品贸易，对台湾的樟脑贸易，对上海多样化的大宗贸易，对天津的军火和机械设备贸易，对烟台的高丽参转口贸易，对盛京的豆货、糖和金属贸易等。然后总结香港在面向各地区的贸易往来中所发挥的一些共同功能，也就是香港对华转口贸易比较突出的几个特点。然后分4个区域(两广、闽浙台、西南、北方环渤海)，详尽深入地研究其与香港贸易的展开形式。最后总结转口贸易对香港城市经济繁荣带来的影响。围绕贸易对航运业、金融、汇兑、典当业的推动，金山庄和南北行的兴起，城市经济的发展，洋行在香港的经营活动，华商(包括买办)的兴起等等展开论述。在尽可能准确地恢复东部沿海各个地区和西南内陆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原貌的基础上，对汪敬虞和林满红关于贸易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利弊的几点争论，吴承明对市场因素的强调，美国的郝延平、台湾的王良行、大陆的聂宝璋有关商权问题的一些讨论，还有吴松弟教授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提出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线索，对这些宏大的理论做一些检验、修正和补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