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越轨这一社会现象根本上是由于人为设计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城乡文化和利益冲突造成的。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农村又难以满足农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已成必然之势，到城市寻求生存空间已成为千万农民工的简单诉求。然而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被隔离于城市主流生活圈子之外，享受不到基本权利，他们的生存困境是由于二元结构和文化影响下的一系列制度规范造成的，正是因为这些制度的失范造成了农民工的越轨。事实上，农民工进城后遭遇了一系列的制度性障碍，一直从户籍的限制、教育培训机会上的不均等到就业机会上的排斥，再到政府的不作为和司法解决的不切实际性，最后是社会支持的缺失，这一系列的制度政策极大地侵犯了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影响了其合理的生存需求，威胁了其基本生存权，使底层农民工处于夹缝之中，在生存边缘游走。当人的生存存在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什么都可能做出来的，尤其是当不合理的制度剥夺了其基本的生存权时，他们会做出相应的反抗，这也就是斯科特所指的“弱者的武器”，这些武器中包括本文所探讨的越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