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21年起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指数就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最终目的。”但制约着城乡协同发展中的城乡差异问题依旧存在,尤其是乡村精神文化建设落后于乡村经济建设现象突出,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目前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略,各地区因地制宜出台乡村扶贫政策,例如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乡村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然而随着城市游客的涌入以及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乡村旅游“乡”味儿逐渐消失,农村地区居民对本地文化认同意识也越来越淡薄,乡村旅游地渐渐失去文化本色及原真性。作为乡村旅游地发展的主导利益方的村民,其生活幸福感水平直接关系到当地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旅游地乡村居民幸福感水平以及影响路径成为业界内外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因此,探究文化认同程度对乡村旅游地村民幸福感的影响对传承农村地区特色传统文化和实现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政府推进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和旅游企业建立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共赢关系等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以期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高效地解决好“三农”问题,让广大农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本文选取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地区作为乡村旅游案例地,以在其当地生活工作的村民作为研究群体,探讨乡村旅游地村民对本地文化的认同程度是否影响其生活幸福感。本文首先对与乡村旅游、文化认同、社区参与以及主观幸福感有关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发现各变量其中的关联。其次,在充分研究相关文献基础上提出假设,即文化认同正向影响乡村旅游地村民主观幸福感且社区参与在其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接着,本研究对访谈对象进行调研并发放问卷,运用SPSS26.0和AMOS24.0数据处理软件对数据进行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和信效度分析,并引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文化认同、社区参与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然后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有:一是文化情感认同和文化行为认同正向影响社区参与;二是社区参与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三是文化认同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四是社区参与在情感认同、行为认同对主观幸福感正向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但社区参与在认知认同对主观幸福感正向影响过程中中介作用不显著。本文最后对研究得出的结论进行讨论分析并从政府、旅游企业、村民等角度对提高村民文化认同程度和生活幸福感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和管理启示,从而为实现乡村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做贡献:第一,积极弘扬当地特色文化,增强牛首镇村民的文化认同意识;第二,出台扶持村民创业政策,提高村民参与旅游程度;第三,打造牛首镇特色旅游产品,拓宽村民参与旅游渠道;第四,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论文的结尾针对文章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做出了进一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