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顾城生于1956年,杀妻自缢于1993年。无论生前身后,顾城向来以“童话诗人”著称,其诗想象力丰富,幻想色彩浓重。本文认为顾城诗歌的浓烈幻想色彩与其本人反感现实世界、抗拒社会化的文明秩序有关,顾城越是反感抗拒现实世界,越要逃进幻想的天地中,叛逆情绪与幻想气质相辅相成、如影随形。因这种反感和抗拒贯穿了顾城的一生,幻想气质亦一以贯之。1985年前后,顾城的诗歌风格开始发生转变。不同于以往的童话风格,其诗文字松散、逻辑跳跃,日渐流露出拒绝与读者交流的孤僻感。本文认为顾城后期诗歌风格的转变也与伴随其一生的幻想气质密不可分,这一转变不仅仅是一位诗人对诗歌表达空间的拓展,更是顾城一贯行为的变形升级,这一行为就是借助幻想逃离现实。本文第一章试图按时间的大致顺序阐释顾城如何用诗歌语言构造了各异的幻想世界盛放自己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其中有过家家的孩童世界、布林的反叛世界以及甜蜜的恋人世界：第一节阐述了1962年至1982年期间顾城诗歌的大致情况,“幻想”在此时便已经成为其诗歌的关键词了。《生命幻想曲》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都是这时的代表作,其特征是构造或欢快或忧伤的孩童世界,充满了自娱自乐的过家家气质。第二节阐述了童话世界的一种变形——组诗《布林的档案》。《布林的档案》贯穿顾城前后期诗歌写作,其中“戏拟”手法被大量运用,起到了颠覆现实消解权威的作用,整个组诗表现出强烈的反抒情色彩。然而,诗歌写作上的这种新尝试也暴露了顾城与现实冲突的加剧。第三节阐述了童话世界的又一种变形——恋人世界,顾城将现实冲突消解在诗歌构筑的爱情中。此外,本节还提到了组诗《颂歌世界》,其中既隐含了爱情线索,但也流露出爱情世界的岌岌可危,组诗中的许多诗歌在形式风格上均出现明显转变。从此组诗起,顾城长久以来排解内心与现实矛盾冲突的方式——构筑乌托邦世界——不再行之有效,顾城的幻想形式出现了危机。第二章阐释了语言的乌托邦失效之后,顾城的两种自救方式以及它们对诗歌风格转变的影响。这两种自救方式分别是“自然”和《自然哲学纲要》。抗拒文明社会的顾城进而将希望寄托在与之对立的大自然上,他隐居到激流岛过起了原始生活。然而,自然的野蛮残酷也使“自然”一词的文明幻想色彩暴露无遗,其世外桃源的隐逸性实质上仅仅是顾城的一种幻想。对“自然”的幻想破灭之后,顾城在东方哲学中寻找到了安慰,他开始领悟老庄之意,总结出了《自然哲学纲要》,其要旨就是“无为无不为”。这一哲学纲要成为可供顾城逃避的最终幻想。在这一哲学纲要的指导下,顾城的诗歌语言开始呈现出支离破碎和无为而治的特点,组诗《水银》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然而,这最后的救命稻草也失效了,拒绝与读者交流的顾城诗歌隐含着沉重的危机。第三章通过对比组诗《鬼进城》和组诗《城》,揭示顾城生命后期的矛盾痛苦。顾城用语言将自己画地为牢,沉浸在极端唯心的自我小天地里。组诗《城》已无作为一件诗歌艺术品应有的审美距离,其中,梦境和回忆无法区分,诗歌似乎仅仅是顾城宣泄情绪的通道。本文在结论部分试图借助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探讨幻想产生的心理机制,以及它对顾城创作的影响。同时此部分还思考了幻想气质与顾城悲剧人生的关系,反思幻想对现代“自我”膨胀的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