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现象自古至今一直存在,但在移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背景下,谣言的产生、传播、衰退每一环节都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复杂态势。近年来,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层出不穷,对事件的发展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甚至作用于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是互联网内容治理的重要方面,是互联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命题,需根据时代的革新变化作出充分的全新诠释。有鉴于此,本研究着眼于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谣言传播现象,结合近年来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考察政府在真相构建和谣言治理方面的实际效果与现实困境,以此探讨政府在谣言治理中的角色和权力边界,建立对网络谣言的全面理性认知,构建政府善治、多元共治的谣言治理路径。技术的赋权带来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社会化,网络舆论场中“后真相”的表达特征加之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复杂的社会心态,都为网络谣言的滋生带来了便利。基于社交媒体的圈群化传播模式,通过社群的聚合互动不断强化圈群成员的共识,对网络谣言的大范围传播推波助澜。同时,在不断发展的媒介技术加持下,网络谣言更具顽强生命力。谣言信息在各类平台间交叉辐射传播和接力传递,具有裂变扩散的强大威力。多媒体视觉呈现元素导致信息变异更具迷惑性、隐蔽性,不确定性的谣言信息一旦占据舆论热点,确定性的信息反而被排挤,隐匿于公众记忆中的谣言在相似场景的作用下又“旧谣重生”。基于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对网络谣言的动因与功能进行再认知,全面准确认识谣言传播的社会动因和社会功能,是探讨谣言治理的前提。谣言是一种真实的偏差,不能一味将其置于真实的对立面。网络谣言同样是一种话语表达和利益抗争的特殊方式,发挥着舆论监督作用,成为权力运作的一种特殊调节机制。行政规制和刑事制裁是政府治理网络谣言的主要方式。但在具体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行政规制对象的概念界定不清、认定要件模糊造成打击范围过宽,规制主体合法性存疑造成权力边界不清,程序性制约不足造成法外处罚等问题,谣言入罪在构成要件、违法性问题和有责性问题的界定中也存在颇多争议和偏差。同时,在表达自由与法律规制的张力之下,网络谣言的治理实践中存在着信息公开不足、辟谣策略不当,倚重硬性手段、忽视柔性规范,治理主体单一、缺乏联动协同等问题,影响了网络谣言治理的有效性。明晰政府治理网络谣言的权力边界、提高网络谣言治理效能,需要在理性全面认知网络谣言的基础上,秉持法理型治理思维,尊重法律规范和法治秩序,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防止权力的任性而为,推进网络谣言治理法治化。同时需要政府推动角色转型和方式转变,以及时充分的信息公开有效消除谣言滋生土壤,通过平等的协商与沟通机制来影响公众的观念和行为,有效控制和化解谣言。更需要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谣言治理模式。网络谣言治理的最佳方式应是将以法律法规为主的强制性硬性规范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软性治理有效结合,发挥政府、网络平台企业、第三方机构、媒体、用户等多元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共管共治,协同治理,在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与平台自治规则、媒体职业操守、公民道德规范等柔性治理规范之间实现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