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远流长的中国经典诠释史中,郭象的《庄子注》展现出不同于前人的诠释理念。一方面,郭象注重革新两汉以来的经学传统,启用了“寄言出意”的创造性经典诠释方法;另一方面,郭象通过发掘《庄子》的微言大义,消解且突破文本原有的矛盾性,从而揭橥出文本意义的时代性和创造性。郭象式诠释方法和理念激发了古今学者创造性继承传统文化的学术努力,促进了经典文本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意义创生。“创造的诠释学”作为考察郭象“自然”观的理论进路,为郭象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域。在此视域之下,郭象“自然”观的形成不止出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哲学思考,也受到以会通儒道为中心任务的魏晋玄风之挈领。郭象的“自然”观虽然看似是对《庄子》“自然”观念的一种“误读”,但实质上它反映出郭象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这一玄学主题的根本立场,进而使儒道关系演进到新的历史高度。在“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的指导下,郭象“自然”观的诠释路径可分成五个渐进的层次,分别对应“五谓”（“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和“必谓”）的方法学说。在前三个层次中,郭象的诠释工作涉及到原典校勘删定、“自然”语词的释义和“自然”观念的承袭,为实现理论创新做了铺垫。后两个层次则集中展露了郭象独特的哲学洞见,他通过对《庄子》“自然”观的层层解构,在创建自然主义的宇宙生成论的基础之上,最终建构了具有独创意义的“自然”观。郭象“自然”观的理论价值,体现为建构“独化”论的玄学体系、推廓魏晋玄学的理论延展和开启《庄子》诠释的新风尚。在《庄子注》中,郭象既秉承了道家自然无为的宗旨,又融摄了儒家礼法治世的原则,实现了两者的相互贯通、圆融无滞,为玄学的纵深发展做出了贡献。郭象对《庄子》“自然”观念的诠释,助益人们突破原有的理论模式去理解“自然”,其“寄言出意”式的注《庄》方法,也逐渐演变为一种方法论传统,进而使得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得以源远流长且形成蔚为大观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