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隐逸高潮主要分布在两汉之际和东汉中后期两个阶段。两汉之际43年的时间内,两姓政权更迭三个朝代,此种局势的嬗变导致隐逸人数骤增,隐逸类型多样,隐逸原因复杂,且出现了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隐逸人士,这种社会现象尤其值得关注。首先将两汉之际的隐逸现象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观察。西汉后期皇权旁落,少数且无权的反抗在现实局势面前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天灾人祸的共同作用下,社会民不聊生的现实情况与朝堂内部为权贵争斗的腐败现象形成强烈对比,谶纬与政治快速融合,统治者和部分士人仍利用其“收买人心”的优势以便达成某些个人或政治意图。长期以来,不趋炎附势的儒生受到现实和内心的沉重打击。其次,分阶段、分类型细致考察101位隐逸人士的具体表现和阶段性特征,采用史料中记载的有关个人籍贯、教育背景、隐逸事迹等关键信息进行梳理。根据政权更迭的时间节点,可以将两汉之际的隐逸人士分哀平、新莽、东汉初三个历史阶段,结合目前学界普遍运用的仕隐关系划分方法将隐逸人士按隐逸类型归类分析,由此横向、纵向全面观察两汉之际的隐逸情况。再次,通过阶段性的表现和特征总结两汉之际隐逸现象的整体特征:一是分阶段动态变化。主要体现在隐逸人数随政局变化、隐逸原因随环境变化、隐逸类型随时间稳定;二是地域和亲缘关系十分紧密。两汉之际隐逸人士的籍贯主要分布在关陇、齐鲁和三晋地区,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子关系和以理想志向为纽带的师友关系;三是教育背景集中于今文经学,三个阶段、四种隐逸类型的隐逸人士具有今文经学教育背景的比重最高。两汉之际隐逸现象的形成原因受环境影响因素更多,体现在今文经学思想指导地位出现动摇、儒生现实利益冲突、两姓政权频繁变动等多个方面,为汉代隐逸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