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由仿造西方枪炮和船舰开始,进而引进西方自然科学而进行的一场自强运动。当大多数士大夫固守华夷之辨而对西方深闭固拒时,对湖湘理学有深厚研究的湘军首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把洋务当做当时之急务,治国平天下之一大端。曾国藩和郭嵩焘把湖湘学派所强调的“义理与事功”并重的特征给予充分的发挥,把军国大事都列为格物之范畴和外王之事业中。由于曾国藩去世较早,于洋务理论尚无太多的探讨。郭嵩焘的后半生几乎与洋务运动相始终,并且以理论思维见长。郭嵩焘对洋务倾尽心血,他的洋务观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深入探讨,是一个本末兼有的自强理论体系。郭嵩焘的洋务观与湘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发挥湘学的创新精神,把王夫之的“天下惟器”、“道丽于器”的哲学观与晚清现实相结合,提出了在“西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的情况下,改变为政之道。基于此,他不是仅对晚清之诸多衰败现象进行肤浅的批判,而是穿越历史,从晚晴回溯到三代,对专制制度下,扭曲的教育、经济、政治进行了究根问底的剖析。他作为第一位出使英法的大使,以开放胸怀和寻求破解自强之道难题的问题意识,对西方的教育、经济、政党制度和科学技术、人心风俗,做了相对深入的考察。对比中西,郭嵩焘在理论上初步完成了,像中国这样有着漫长专制历史的国家,如何走向近代化道路艰难探索。他提出了三个为本的自强计划,那就是：人心风俗为本,工商为本,政教为本。具体在各个领域,他提出了融合中西的改良方案。在教育领域他提出了,把传统经典与西方科技现结合的教育方法,改变数千年来,读书只为利禄的畸形做法,把读书与做人义理和事功相结合,为营造良好的人心风俗做准备。在经济方面,他对专制王朝所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辛辣批判,指出了这种政策的虚伪性,结合对西方的考察,他提出了经济自由、循序渐进的经济发展措施,对李鸿章和张之洞所推行的官督商办经济模式予以反驳。在政治制度方面,他对英国的君民相维系的政党和议会制度很是赞赏,对英国的法律所要求的人人平等,尤为羡慕。同时,对中国的专制制度所宣扬的以德治国提出质疑,认为纯粹的德治是不可靠的。希望学习西方,并发挥中国传统中曾存在的国政公之臣庶的优良传统。但他并不急于倡导在中国实行议会制度,而是强调用三百年时间陶铸人心风俗。在对外交往方面,他最早提出维护国家主权的和平外交思想,已经走出天朝的天下观念,竭力主张对西方国家要以平等的观念对待,放弃已经无用的华夷观念,建立诚信、平等、和平的外交原则,发挥传统中善待远人的优良作风,继承传统中重视邦交的开阔包容风度。在洋务派和守旧派的争论中,他对守旧派的顽固立场予以痛斥,也对洋务派的迷信炮舰政策提出批评,认为政教为本,制造炮舰为末。他的富民理想、经济自由主张和政治改良思想,对早期改良派有比较大的影响,可以算是早期改良派的先驱。他对西学的接纳,对中学的反思,为近代新学的早期建构有着不也可替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