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移民浪潮使得流散者们居无定所、四海漂泊。他们面临着融入移居国主流文化的困难,同时自己的家园和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还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脑海当中。在刻板印象当中,“身份”一词往往被赋予一种固化的特质,而这种固化却给流散者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两种文化的间隙中,他们努力应对文化身份的困惑。以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中来自阿富汗的一些人物为代表,他们的人生经历通常是流动又不确定的。在两种文化之间漂泊,他们感觉自己既是阿富汗的游客又是美国主流社会的局外人,双重文化身份中的每一重都不再完整。本文以霍米·巴巴、齐格蒙特·鲍曼和斯图亚特·霍尔的理论为基础,剖析了上述困境凸显的根本原因,并探讨了《追风筝的人》中阿富汗流散者文化身份的生成途径。阿富汗流散者的美国文化身份认同和阿富汗文化身份认同均失去了连续性,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同化的本质导致了他们寻求美国文化身份认同的失败。为了不断地在流动中定位自我,流散者必须消除文化身份的固定性,并从同样流动和消解本质的角度来看待文化身份。因此,很难通过同化来减轻他们与新的文化环境之间的断裂感,因为同化是在为他们提供一种虽然全新却同样固化的文化认同。其次,阿富汗集体创伤的缺失使他们无法重新找回自己的阿富汗文化身份。作为阿富汗的上流人士,阿米尔和他的家人在战争伊始就移居国外,既没有给他们的祖国留下多少希望,也没有承担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集体创伤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他们保持其阿富汗文化身份的完整性。相应地,两种途径可以缓解流散者在流动性中寻求文化身份时的断裂感。首先,胡塞尼和他的主人公阿米尔在实现文化杂糅上都树立了良好的典范。通过在第三空间的文化协商,他们主动选择了自己美国文化身份中的组成部分。尽管这种文化身份仍然是不完整的,但这种建构方式却对差异和流动性表现出了足够的宽容。在《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直面祖国的历史伤痛,参与祖国的解放进程,并与陈规偏见作斗争,从而开始弥补缺失的集体创伤,以求重新找回其阿富汗文化身份。总之,《追风筝的人》中阿富汗角色的流散经历为流散者们提供了一种范例,从而启发他们在充满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世界里不断生产出自己的各种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