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有的武装组织放弃招募和使用儿童兵，选择社会性克制呢？该问题源于经验现实的困惑。在当代内战与武装冲突中，儿童沦为武装组织袭击和招募的目标。招募和使用儿童兵是武装组织理性、现实的选择。但是，越来越多的武装组织选择放弃招募和使用儿童兵，保持行为克制。武力打击、法律威慑与惩罚、间接政治施压和经济制裁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更容易激起武装组织的反抗和报复，进而招募更多的儿童兵。本文提出了以“参与进程”为核心概念的理论分析框架，旨在探讨武装组织选择社会性克制的动力与进程问题。参与进程是指：行动者参加、维持和发展社会实践与社会意义的动态关系。社会性克制是指：有能力、有意愿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武装组织放弃招募和使用儿童兵，接受国际人道主义规范，保持自我行为克制。本文假设：参与进程有助于说服武装组织学习和接受新规范、放弃招募和使用儿童兵、保持行为克制。参与进程强调接触、对话和谈判，重视过程性因素。通过监测和报告机制、制度设计两大规范传播机制，武装组织在国际、国内和平进程中的参与实践有助于推动武装组织学习新规范，催生信任与合作意识，重新界定行动意义与利益，进而导致渐进式变化，保持行为克制。此外，武装组织的参与程度也影响其接受和遵守规范的程度。本文选取了冷战后布隆迪与乌干达境内的武装组织作为对比案例。布隆迪境内的武装组织主要是保卫民主全国委员会—保卫民主力量、胡图人解放党—民主解放力量。通过参与国际、国内进程，他们最后都放弃招募和使用儿童，释放了部队内的儿童兵，因此从“黑名单”中删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案例是乌干达上帝抵抗军。联合国仍未同上帝抵抗军进行直接接触与对话，而乌干达人民国防军的军事行动宣告朱巴和平进程失败。迄今，上帝抵抗军仍在招募和使用儿童兵，并犯有杀戮、残害、强奸等侵害儿童的罪行。上述案例表明，参与进程有助于说服武装组织放弃招募和使用儿童兵，选择社会性克制；在国际、国内和平进程的参与程度越高，武装组织越容易接受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