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研究只是把翻译看作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对于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的介入不够重视。然而，由于语言、文化和翻译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随着与翻译相关的学科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从文化的角度探讨翻译问题在近年来成为翻译理论界的一个热点。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就是翻译研究学派。早在这个学派创立之初，学者们就意识到要将翻译问题放到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来探讨，从而拥有了一种宽宏的文化视野。随着翻译研究学派文化意识的逐渐觉醒，在加上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学术大潮的冲击，终于形成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成为这次风潮的领军人物。他们认为翻译不是在静止的，孤立的状态下进行的，它会受到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对复杂的翻译活动进行研究，就要从原有的语言学模式的研究方法转向探索诸如语境，历史，传统等大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勒弗维尔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全面地论述了文学系统内部和外部包括“意识形态”，“诗学观”，“赞助人”等众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作用。 本文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霍克斯的《红楼梦》的两个全英译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既探讨了众多文化因素，诸如社会经济状况，翻译目的，读者反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也阐述了对富含文化意义的词语进行翻译时常用的方法——归化和异化，并且对这两种方法在《红楼梦》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最后，作为结论，作者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有利于翻译研究摆脱边缘化的地位，作为独立的学科而存在。但同时，作者也认为，文化翻译观只是翻译研究的众多角度中的一个，与从其他角度进行的翻译研究有互补性，它的发展有赖于相关学科的繁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