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党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共享思想作为理念之一,日益受到重视。这不仅是对新时期各方面建设提出的新布局、新要求,而且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建设实践的高度总结和创新。值得一提的是,“共享发展”思想既是其他几个发展理念落脚点和归属,也在五大新发展理念中占据重要地位。共享发展思想源远流长,在我国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崩塌,先哲们渴望在精神世界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于是在《礼记·礼运》对何谓大同做了相关论述;东晋年间,王朝极端腐败,民不聊生,陶渊明深知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借《桃花源记》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该文章也说明古人对大同社会的向往;人们对大同社会的追求并没有因为时间的前进而止步,反而更加具体,比如太平天国实行的《天朝田亩制度》,其纲领的字里行间能够体现人们对大同社会的向往;追溯到我国近代,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深入,国破家亡,受尽奴役,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大同思想做了新的发展。共享思想不仅仅体现在我国传统文化之中,也阐述于马恩的书籍之中。马克思早年在报社工作时,普鲁士政府针对贫苦人民捡森林里的枯枝败叶而颁布了《林木盗窃法》,马克思对此鸣不平,对公平正义展开讨论。恩格斯则通过深入基层,了解人民困苦,从而维护劳动群众的权益,为他们追求公平。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中明白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由人民群众来享有生产、生活和发展的资料,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以勤劳聪慧著称领导人们将马恩的共享发展理念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促使该理论更加适合我国现实。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共享发展思想在此时萌芽了(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毛泽东时期提出,要想达到共同富裕,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种方法,根本途径是促进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该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较长的时期,具体需要“两步走”来实现这一目的。邓小平时期的观点在前一位领导人的基础上,提出反对贫富悬殊,并不是指等于人人分配的东西都相同,而是公有制是该理论实现的制度保证和先富带动后富的梯队发展观;世纪之交,变幻莫测,共享发展思想在此时期形成了(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江泽民把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提出“两步走”方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新三步走”战略思想。胡锦涛创新的发表了共享思想的核心:以人为本;共享思想的目标:和谐社会和共享思想的路径依赖:科学发展。在经济新常态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享发展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认为该思想是由所有的人民在渐进的历程中全面的享受,其思想的创新在于以体制机制的突破创新推进所有人民的共享和所有人类共同体的构建倡导全球共同享受。通过共享发展思想演进历程的认真梳理,我们发现建国以来共享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制度性、相对性、阶段性和发展性;建国以来共享发展思想的本质是围绕人民和紧跟中国现实情况。1949年以来共享发展思想的演进不仅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有可以借鉴的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丰富了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实践上讲: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福祉、增强民族团结、凝聚力和对我党的执政地位的具有巩固作用。总的来说,对建国以来的共享发展思想历程的研究和探索,加深了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理解,厘清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我国的相关运用,有助于我国在新时代的社会建设中坚持围绕人民的利益为中心,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减少贫富悬殊,最终达到我国共建共享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