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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开始进入肆意消解正统的游戏话语年代,王小波的“文革”小说恰当其时出现,他的写作与9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语境完全合流,并与再一波书写“文革”的文学潮流不谋而合。但在他创作屡屡发表,文坛声誉正如日中天时人却突然病逝,这个事件在震撼文坛的同时也使他的创作为更多人所熟知,并令他的“文革”叙事开始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王小波对“文革”的文学叙述显然是另类的,这“另类”在于他是以变形反讽的方式把已经有了“历史结论”的那个年代极富荒谬感地重现出来,在于他绝不进行血泪控诉,而是用无比戏谑调侃的黑色幽默的方式,对左倾政治的思想禁锢和意识形态对人的奴役压迫作了力透纸背的批判。在他之前虽有王朔的小说已经对“文革”的政治话语极尽嘲弄,但他内在却延续了“文革”时期革命英雄式的崇拜,这使得他后现代的消解意义大打折扣。而王小波的“文革”叙述却明显体现出不同于王朔的后现代的先锋性:他卸下了作家自视为启蒙者力倡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沉重,举重若轻地用他的小说描画出一幅幅“文革”日常化的另类风景;他有意消解了殉道者的苦难意识,在嬉皮式般的娱乐化书写中审视与反思着“文革”堪为沉重的历史;他更拒斥了中心和正统,踩在文化边缘上观照着芸芸大众在特定时代的生存状态。可以说,王小波对“文革”价值观的颠覆和反叛也完全是建立在对个性主义的维护上,他的历史叙述是把小人物和微观叙事放到叙述的中心地位,有意引导读者对“文革”进行开放式的历史思考,而不是盖棺定论式的结论。我们在王小波的小说中,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可以读出各种“解构”的意味来,诸如对权力的解构、对历史的解构,对“文革”貌似理性的革命逻辑与政治话语的解构等等。他以“性话语”作为中心隐喻、以颠覆解构游戏作为其写作的主要思想外壳,以一种彻底反传统、反崇高的游戏精神努力诠释着“文革”这一现代社会堪称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从艺术形式上,很容易就发现他的小说先天地具有故事无序性、时间碎片化、狂欢化等属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特征;在叙事时空的组织和语言风格上,也无不体现出与“后现代审美面相”的无缝对接。现代主义把理性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哲学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把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因此,虽然有人指称王小波的文学书写是现代主义的,或者是新写实主义的,但在本人看来,他的彻底反传统、反理性、反整体性无不说明后现代性也构成其“文革”叙述的思想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