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第三代”诗歌运动(1984—1989)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先锋诗潮。从1984至1989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阶段,政治上“溽热”、“潮湿”,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思想文化上达到了“文革”之后一个自由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样一种相对开放和自由的文化背景中,持续时间并不长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在诗学意义上有其重要的价值,在非诗学意义上也有一些值得阐释之处。因此,从诗学和非诗学两个层面重审“第三代”诗歌运动,对运动结束后诗人生活与创作做追踪性考查,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文的既定目标。本文主要由五方面构成。绪论部分,首先梳理“第三代”诗歌的概念,对其最初的命名,以及它的发生与演变过程作必要的阐释。其次指认相比于朦胧诗和更早的“前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具有诸多新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反叛性、开放性、启蒙性与民间性。最后对80年代以来“第三代”诗歌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细致的理性分析,并确立本文的写作目的与创新点。第一章重点研究“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资源。认为其诗学资源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第三代”诗歌对朦胧诗的继承与反叛,其中既有借鉴和吸纳,又有拒绝和超越。二是“第三代”诗歌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学资源的接受,这种接受是主动与被动交织在一起的。三是“第三代”诗歌具有自身的时代语境,即80年代中期各方面的社会环境与人文思潮,也对诗人们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可称之为自身资源。第二章从文化形态上阐释“第三代”诗歌运动。在一些人看来,“第三代”诗歌运动最重要的成就不是诗歌作品,而是一种行动的诗歌精神。本文认为,“第三代”诗人具有不同于朦胧诗人的出场方式,在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氛围中,他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不仅在生活中普遍张扬一种反叛精神,而且在创作上也崇尚解构性,以口语化的语言实践,彰显独特的个人立场。第三章对“第三代”诗歌作整体性扫描。一是从具有“文化潮”倾向的流派入手分析“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和“非非主义”等流派,认为他们在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同时,更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入手,写出了比朦胧诗的更具历史感的作品。二是考察具有“生活流”倾向的“他们”、“莽汉”、“海上”、“城市”诗派等流派,认为他们以书写现实和当下为主,从生活现场里撷取鲜活的诗歌素材,凸显平民化的风格。三是解读80年代的女性诗歌写作潮流,认为从被压抑的身体的觉醒,到性意识的张扬,从“黑夜意识”到“闺蜜效应”,诗人们现代女性的独特经验开始呈现,并自觉承担起了女性诗歌书写的重任。第四章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第三代”诗歌运动。“第三代”诗歌运动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诗人的行走、聚会和“流浪”体验,他们以喝酒朗诵与书信递送的方式,实现对诗歌文本的直接传播,诗人们通这种交流诗歌与生活的独特方式,是其“灿烂”精神的体现。而除了朗诵和书信传播之外,民间诗刊也是“第三代”诗人发表作品的重要平台。因此本文先回顾诗歌民刊的传统,然后考察“第三代”诗歌的民刊观念和具体形态,再次对另一种重要的诗歌传播形式——正规出版的报刊与诗集,进行深度观照。第五章分析“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影响和“第三代”诗人的创作转型。1989年后,严格意义上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经结束,随着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的到来,诗人们的选择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下海”经商,一部分则继续留守在诗歌现场。留守的诗人也分为几种类型,或改行从事其他文体写作,或继续写诗,但都面临着持续性写作和转型问题。“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超越了朦胧诗,另一方面又被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和之后的“70后”、“80后”诗人所超越,而且这样的影响正面、负面并存,经验、教训兼有。结语部分对“第三代”诗歌的历史与现状作整体性的总结,尤其是对其缺陷进行“病理性”解剖,认为时有宣言大于实践、理论大于文本、“非诗”大于诗性之嫌,这些不足都不乏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