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资源作为生物技术领域的重要因素,具备诱人的商业价值,对其保护、利用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鉴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的利益需求以及出发点不同,各国对遗传资源来源披露要求的规定自然有所差异。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在我国施行已经10年,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鲜少有人关注该制度的实际效果。本文对国际条约、典型国家立法及我国专利审查实践进行分析后,发现在遗传资源概念界定、遗传资源来源披露范围以及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机制等方面存在问题,现有立法不足以协调好遗传资源提供者与开发者之间的利益,亟待完善。本文通过考察《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专利合作条约》,梳理了该制度的国际法背景以及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遗传资源来源披露问题上的立场,明晰了国家间利益博弈导致国际条约中有关遗传资源来源披露条款的可操作性不强。在此基础上,采用“横向分析”的方法,对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在美国、印度、哥斯达黎加以及挪威4个典型国家的施行情况予以剖析,详细阐述上述国家在遗传资源保护问题上所采取的立法对策,分析其对我国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完善所带来的启示;其次,采用“纵向分析”的方法,结合上述四国在遗传资源保护立法进程中所做的历次改动,梳理其修法意图,探讨未来的立法走向;最后,在廓清了该制度在全球的立法框架后,结合我国专利法施行前后的500项专利披露情况,从遗传资源的概念界定、相关审查机构的设置以及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机制的构建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