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权威修辞特指以汉代政治大一统之后，儒者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过程中构造的中国古代独特权威序列为前提的修辞。　　 广义的“权威修辞”在先秦典籍《墨子》与《庄子》就有论述，庄子的“重言”其目的是以古代的智者之言来达到“已言”即说服的目的，墨子的“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主张言论要有古代贤王的事迹作为根据，二者证明至少在先秦时代，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接受“权威”在言论中的说服力，并且能够自觉运用“权威”修辞作为“说服”的重要手段。　　 汉代儒者在论证王朝统治正当性的过程中，构建了一套宇宙论学说，作为构建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通过汉王朝官方学术和教育系统达成了思想的大一统，造成了对天地、圣人和经典的权威的普遍认同。《文心雕龙》重构了汉儒的宇宙论系统，将其所论之“文”纳入这个系统之中，从而试图达到言说的正当性。他在书中很多地方以天地、圣人、经典等权威作为论述的开端，在论述的话语中构成了以“权威”为前提修辞推论。　　 权威修辞对处在特定环境中的刘勰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许多晦涩之处。正如尽管汉儒极尽其力，然而他们构建的宇宙论并不能解释世间一切经验，在“权威”话语与经验表达之间出现了一条无法弥合的鸿沟。这条鸿沟在《文心雕龙》之中得到了再现。对于现代人而言，如果不正视这些修辞可能带来的对于刘勰经验表达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将难以理解这部著作中的很多问题。　　 以《风骨》篇为例。研究者历来最关注的问题是：何谓“风”，何谓“骨”。这种提问建立在刘勰“风”、“骨”分开论述的基础上。然而“风骨”之“风”与《诗》六义之“风”并不直接相关，刘勰以六义开篇，乃是出于一种正当性的需要。刘勰以“风骨”论“文”乃是一种以人喻文的做法，以“风骨”喻指文章之“质”，这是直观的、可以理解的，但以“风”和“骨”分别对应文章的某种要素，则并非刘勰本意。复合词“风骨”分开论述是权威修辞与话语机器造成的一个意外。在此基础上关于何谓“风”、何谓“骨”的学术讨论必然难以有所结果。《风骨》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刘勰时代华丽辞藻影响表意的文坛常见病，即文章后面的“风骨”与“采”的对立，同时这也是《情采》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这两篇中，刘勰基于相同的经验来给出他的解决方案。由此，本文认为《风骨》与《情采》两篇的设置有其不合理性，而这种不合理在《征圣》、《正纬》等篇也类似的存在。而以“大衍之数”为权威修辞的篇数安排则是出现上述问题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