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具有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乡土特色,但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这些地区的发展一直较缓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以当地民族文化和自然资源为依托的村寨旅游成为这些乡村地区摆脱贫困,实现城镇化的重要方式。村寨旅游的发展为当地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导致当地少数民族社区自然和人文环境经历着重大变化。环境与意义相联系,意义也是人与环境之间复杂联系的反映,通过对地方意义的研究,剖析居民对社区赋予的意义构成及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可以获知旅游开发对当地社区造成的影响,从而认识相关问题的的产生,帮助构建少数民族和谐社区,实现当地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本研究选取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作为案例地,采用半结构访谈和参与式制图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地少数民族社区居民进行访谈,共获得问卷与填图200套,由参与式制图获得的贴图点数据共2155个,其中重要(特殊)的数据点1061个,不满意(不支持)的数据点679个,满意(支持)的数据点415个。通过对研究材料的质性分析,归纳出了社区居民的地方意义维度以及对居民旅游开发正负向态度的维度,运用GIS方法分析出相应的空间特征,并构建了旅游开发响应指数模型,识别出了旅游发展的优势区和整治区,梳理出地方意义与态度之间的影响关系,为民族村寨社区的态度表达以及相关问题的认识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当地社区居民感知的地方意义被归纳为5个类目,分别是生活保障、地方特色、日常便利、情感联系、旅游发展,其中生活保障、地方特色以及日常便利三个类目的比例较突出。在空间分布上,西江中学、博物馆、芦笙场一带是总体地方意义密度值最高的地点。通过空间聚类法将不同地区的主体意义进行划分,得到5种聚类类型,分别是:①生活保障—情感联系—日常便利(Ⅰ类型),集中在西江中学周边,;②地方特色—生活保障—日常便利(Ⅱ类型),主要分布在观景台、博物馆、芦笙场、铜鼓场、鼓藏头家附近;③旅游发展—地方特色—日常便利,分布在表演场周围(Ⅲ类型);④日常便利—生活保障—地方特色,集中在客车站、一号风雨桥周围(Ⅳ类型);⑤其他类型(V类型),此类中各种意义类型构成较为均衡,无突出的主体类型。研究发现,地方意义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这些区域均与社区居民的日常活动密切相关。(2)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负向态度的感知点数量明显高于正向态度。居民感知的正向态度归纳为4个类目,分别是文化弘扬、环境优美、生活改善和设施便捷,各类目占比总体较为均衡,其中文化弘扬是比例最高的类目,正向态度的感知密度高值点主要是观景台、博物馆、表演场以及二号、三号风雨桥。居民感知的负向态度被归纳为5大类目,分别是生活不便、开发不当、管理不当、环境污染和交通不畅,其中生活不便、开发不当和管理不当是所占比例较高的前三个类目,总体负向态度感知密度的高值区主要集中于表演场、客车站、三号风雨桥、管委会等四个地点。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也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特征,正向态度的高值地点均是旅游开发后新建的景点,负向态度的高值区则是严重影响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地点,不同的态度与不同的地点、人地互动内容相结合。(3)旅游开发响应指数模型划分出了苗寨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优势区和整治区,观景台和博物馆是优势区的代表性地点,属于第二种聚类类型,以地方特色为主体意义,二者在正向态度类目中与文化弘扬和环境优美相对应,在负向态度类目中与开发不当相对应,优势区内的地点是旅游开发后新建的景点,能够充分体现民族特色以及对外展示苗族文化。表演场、西江中学、客车站、管委会是整治区的代表性地点,表演场属于第三种聚类类型,以旅游发展为主体意义,在负向态度类目中与管理不当、生活不便相对应;西江中学属于第一种聚类类型,以生活保障为主体意义,在负向态度类目中与生活不便相对应;客车站属于第四种聚类类型,以日常便利为主体意义,在负向态度类目中与交通不畅相对应,整治区多是对当地社区居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