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历史过程的产物与社会变迁的表征，同时又生产并整合各种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进行一系列的符号运作和意义生产，形成聚合多元符号的交往空间。作为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地标，中央大街很典型地呈现了这种交往空间的特质。在沟通、连接和促成交往的意义上，中央大街可以被视为一种媒介，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一媒介的考察，探究符号化活动交往空间的变迁过程。
　　本研究注意到，作为媒介的中央大街一百二十余年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异域符号的聚合、操演和变化的过程，它被不同的权力主体定义、破坏、改造和重塑。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承载物，是交往空间作为社会空间存在与促进交往活动发生的媒介。异域符号则是抽离于他民族文化的文化形态，既包含异域风格的建筑、雕塑、商品等物质符号，又囊括了语言、文字、音乐、饮食等非物质符号。本研究以皮尔斯符号学相关理论为指导，对中央大街这一交往空间的变迁进行解读，厘清其发展至今在空间形式以及空间意义的变化，探索异域符号如何作用于中央大街，中央大街作为交往空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探究隐遁于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和力量，以此透视交往空间的生成机制以及中央大街现代性生产的独特方式。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20世纪初，俄罗斯借地筑路，侨民、移民急于找寻归属感，促使异域符号在商业力量的作用下自发生长，与此同时它亦拥有了对外传播的机遇;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人强化对异域符号的使用，异域符号成为阶级划分、民族区隔的工具;哈尔滨解放后，新旧政权更迭，新政权通过对异域符号的改造来重写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想象，随之而来的是“文革”对异域符号的批判、破坏以及一套新的“自上而下”的象征符号系统的替换;“文革”结束后异域符号被重新征用从而成为城市的文化象征。由此本研究认为，在中央大街的变迁过程中，异域符号融入了相异民族、不同群体、不同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体验生产与意义赋予，并以文化涵化的方式演变为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而对当下来说，把握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历史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平衡，是使这个空间保持交往的生机和活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