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建立的明王朝不仅仅在文化上奉行"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华夏本位主义政策,更是在政制上取法唐宋,奉天法古,力图恢复周制这一几千年来儒家的理想政治制度,从而重构起一个以绝对皇权为中心的洪武式国家权力结构。然而洪武式皇权理论上的悖论却也埋下明朝在政治文化与政制运行上转型的伏笔,使得洪武朝以后祖制的被不断突破。随着文官政治的形成与明朝特有的儒化宦官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到明中叶成化朝时,以内阁——司礼监为代表的双轨中枢体制建立起来。在新型的政治体制中,皇权逐步退居幕后,日益呈现礼仪化的形态,皇权开始受到政治体制内部的各种力量的制约,不仅要面临文官集团的制约,还要受到宦官集团的制约,同时日益独立的舆论环境也使得皇权面临着儒家道统的驯政,旧有的洪武式皇权开始陷入困境之中。在这一局面下,皇权不得不使用包括暴力钳制、留中怠政等被动的手段去被动地回应来自政治体制内部的各种制衡。到了明朝中后期,皇权事实上已经走向衰败与萎靡,为了挽回这一颓势,不论是皇帝本人或者是双轨的中枢机构都开始了一波波的政治变革,企图挽回政治上的主导权,重新恢复起洪武式的国家权力结构,但在严密的制约机制下都一一宣告失败。变革的失败加速了以皇权和内阁为代表的明朝政府的权威的坍塌,专制主义开始自行解体,政治上自由主义风气走向泛滥和无序化,朝廷内部异化的党争也开始出现,这直接导致了晚明国家管理的荒怠,政治上效率日趋低下。晚明皇权的衰变也促成了明朝特色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早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开始萌发,中国正处于自唐宋变革以后的又一次社会转型的萌芽之中,而明代皇权边界的波动反映了唐宋以来政治制度转型的客观历史需要。尽管明代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运行体制向近世体制转型的尝试最终因其灭亡而失败,但依然可见中国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传统政治的边界及其内涵仍然具有重新审视、探讨并反思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