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仍然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然而纵观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有的国家能在短短几十年内缔造增长奇迹,有的国家却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艰难前行。同样,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能够在短时间内触底反弹,成为2020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而主要发达国家仍在探索经济复苏的出路。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巨大的差异?本文认为制度质量是导致经济差距的根源。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制度质量决定着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果能制定恰当、有效的政策,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有望实现,从而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在高经济增长率和低经济增长率国家之间,制度质量必然有所不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孟加拉国,作为东南亚的一个小国,其领土面积只有56977平方英里的。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报告,孟加拉国人口约为1.547亿,人口密度在世界上排名第九。受益于众多的人口与充分的劳动力供给,人口红利正逐步成为孟加拉国的一项重大优势,并且吸引了许多外国投资者,特别是在成衣部门和其他农业行业。然而,由于能源危机、政局不稳、罢工、基础设施落后等各种问题,孟加拉国经济未能如人们所预期的快速增长。如果我们试图找出问题的根源,就会发现孟加拉国最主要的问题是腐败,腐败存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孟加拉国的低增长水平正是因为国家机构的腐败,阻碍了经济发展。腐败阻碍经济发展,不只在孟加拉国得到验证,对整个世界,特别是对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对发达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大问题。国家之间繁荣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制度的差异。当一个国家拥有适当而高效的制度网络时,制度会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解决增长问题需要对制度质量进行改革,然而这在许多国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一般而言,制度自身具有保持稳定的特性。一个社会的制度的质量取决于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到目前为止,是什么因素使得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具备良好经济制度的阶段?我们只有一个相对初步的了解。这一分析揭示了那些希望解决增长和贫穷问题的人面临的挑战。这种挑战的存在并不令人惊讶,人们认为,造成这种挑战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只有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更好地理解这些力量,才能制定更好的发展政策。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的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构建制度质量的量化方法,实证检验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具体由七章构成,以下分别介绍每章的主要内容。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文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等基本情况。在回顾已有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从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入手,准确、完整地定义研究问题。从制度质量、增长、制度质量与增长的关系三个角度梳理本文研究问题的背景,初步验证研究计划的可行性。随后介绍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论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创新点。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主要梳理关于制度质量、经济增长及其研究方法的相关文献。制度质量越来越受到经济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的重视。Douglas North最初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此之后制度得以为人们所熟知并密集使用。D.North（1993）从企业层面定义了制度,包括企业行为的参与人、公司、组织等。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最重要和最令人兴奋的子领域之一,关于经济增长的文献也较为成熟、丰富。正如库兹涅茨所强调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多方面的,它关系到总产出的增长和一个经济体的实际转变。关于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数据质量问题,当前研究大多采用的是截面数据,所包含的信息远不如面板数据丰富;二是内生性问题,正如上文所述,经济增长是多方面的,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因而在实证研究中,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问题常常使得文章在内生性处理方面达不到要求。本文收集了2000-2018年全球190余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工具变量、准自然实验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数据质量、内生性问题。第三章以Cobb-Douglas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Kaldor（1961）提出的六个特征事实为基础,构建制度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从而揭示制度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本文在理论模型的设定方面,与Daron Acemoglu（2011）和Zilibotti等人（1999）等人的模型一脉相承,存在一个利用劳动力和资本制造最终产品的竞争部门,家庭维持着制造最终产品和非弹性提供劳动力的企业。最终产品的质量影响着投入科研的投入,而投入科研的投入又是科研机构经济和政治权力报酬的函数。政府可能以掠夺性的手段从捐赠中获得租金。该模型产生的主要结果是,更好的政府机构将带来更高的长期增长。第四章构建了制度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质量在内的51个指标,几乎涵盖了一个国家的所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于该指标体系,使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量化了2000-2018年全球197个国家的制度质量,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Fraser Institute等。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创新性地检验了非正式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章旨在概述和论述不同的制度分类体系,然后将数据匹配至一个合适的制度分类系统,并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构成一个基本制度质量的数据库,从而可以在更长时间内进行更新。在以往的文献中,广泛使用的制度的质量代理变量约50多个,本文使用建立在主题类上的制度分类,并将它们分成四组机构:法律、政治、经济和非正式。之后运用收集的基础数据进行分析,观察整个世界的制度质量和基于制度质量的聚类分析。最后,对法律、政治、经济和非正式机构进行因子分析,并提出了这些结果如何用于国家间评价的方法。这一部分的关键发现是,不同的制度的质量（法律、政治和经济）对经济增长有强大的因果效应（非正式制度质量除外）,这也为新开发的制度的质量指数如何应用于实证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对长期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在数量上是重要的,即使在考虑了各种控制变量之后。这个结果对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仍然有所启示。然而,一个制度的质量指标不能涵盖制度的所有方面,因此,需要根据其类别分别进行分析。本文的分析表明了不同制度质量对增长的衡量标准的重要性,将有助于开启这一方向的研究。第五章以腐败为切入点,利用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提供的清廉指数,使用最小二乘法（OLS）检验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选取国家总面积、纬度、内陆和降水量作为工具变量（IV）,进一步实证检验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腐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经济增长也影响着腐败形势。（Daron Acemoglu等人,2012;Beck＆Laeven,2006;伊斯特利,威廉和莱文,2003;Glaeser等人,2004年;Sala-i-Martin＆Subramanian,2008）考察了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关系。例如,减少腐败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与转型前时期相比,在经济起步阶段与转型时期,政府会更加倾向于控制腐败,从而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和更少的腐败（Beck＆Laeven,2006）。在这种计量经济学方法中,通过控制影响腐败和增长的变量,使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提供的该国腐败得分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人均GDP数据,以避免遗漏变量偏差。最后,利用弱工具变量检验方法,来检验本部分使用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不足之处。本研究主要涉及两支文献。首先,它涉及到大量关于地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其次,这项工作涉及还将腐败（制度的质量）和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文献。对制度的质量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越来越可行和可取。它假设腐败是决定制度质量的唯一因素。当政策制定者没有机会处理租金和腐败问题时,制度的质量将是有效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部分的研究在其他文献的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工作。（1）基于禀赋、历史文化因素的差异,提出了腐败的概念框架。（2）调查许多样本国家腐败的外生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3）在面板数据框架中,采用工具变量（IV）方法,更具体地说,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方法,解决了内生性问题。这一分析加强了许多研究人员所做的工作（Easterly,William和Levine,2003;Beck＆Laeven,2006）。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项研究有几个局限性。首先,对腐败的决定因素和后果（制度质量）进行了广义定义。它不使用捕获特定维度的其他指标。第二,大多数用于分析的工具变量本质上是固定的,因此很难确定时间变化效应。第三,在控制历史文化因素的同时,只关注腐败问题。第五章的研究,按照其他文献提出的观点,将地理因素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项主要因素之后,考察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腐败存在的情况下,大量的自然地理资源可能并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因此,在制定合适的政策之前,决策者应该重视打击腐败。在过去二十年中,各个国家的大量案例表明了腐败的不良影响。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利用数据发现,在这些机构中面临更严重腐败的国家可能是相对更加欠发达的。腐败是一个制度问题,而制度质量决定了经济进程和计划。总之,它影响着经济中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腐败与人均GDP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2SLS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虽然没有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完美方案,但最好使用面板数据和2SLS来控制内生性问题。这只是解决内生性问题的众多步骤之一。此外,它考虑了历史和文化因素,使用法律渊源,种族,语言和宗教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只要腐败处于中间位置,自然禀赋对经济增长无法发挥作用,因为自然禀赋要以制度为桥梁影响人均GDP。第六章引入1971年孟加拉国解放战争的外生冲击,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使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南亚国家制度质量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约60年前,孟加拉国解放战争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战争于1971年3月26日至1971年12月16日在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即印度东部的分裂地区发生。这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独立后在南亚发生的第三次现代战争,也是最血腥的战争之一。大约3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被屠杀,这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Mookherjee,2006年）。1971年战争的起因是关于东巴基斯坦作为西巴基斯坦殖民地的管理问题,这个问题自1947年巴基斯坦成立以来一直持续。。孟加拉国解放战争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过度悲剧之一。本研究提出并检验了一个聚焦于政治经济的假设,并研究了为什么这个地区国家内部的制度建设差异如此之大;该研究还证明了制度质量建设在解释受战争影响经济体经济成就差异方面的重要性。现有研究调查了过去十年受战争影响的经济体的增长经验,涵盖了财富水平、政治稳定、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改革战略、宏观经济政策和初始条件等,以解释受战争影响的经济体中增长的显著差异（Benhabib＆Rustichini,1996）。尽管如此,在他们对受战争影响的经济体增长的文献综述中,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制度的质量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与一般的跨国增长文献相比较,本部分研究考虑了制度的重要性。本研究利用1971年战争对南亚国家制度建设（GDP、GDP增长、人均GDP和人均GDP增长）的影响,使用双重差分的估计策略。此外,本研究提出了另一种衡量经济增长的方法,即GNI。本研究试图通过将战争和制度的质量联系起来,提供GDP增长、GDP增长、人均GDP、人均GDP增长和其他测量方法,来提供一个相对全面的分析。双重差分法所依据的证据是,在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地区打过仗的参战国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受影响地区。因此,本研究采用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三个国家作为本分析的处置组。相反,没有受到战争影响、拥有类似生产力、文化、宗教、种族和人口的邻国则被作为控制组,这些国家是阿富汗、不丹、尼泊尔、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本研究利用准实验方法来检验实证分析中关于战争的中心理论。使用同一地区内被广泛承认的制度差异,作为反事实结果,从而应用于双重差分法。这个策略可以保证未被观察到的混杂因素在前期保持稳定,不会有一个前期的操控。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次观察到战争对制度的质量转型的影响,并对其进行精确控制和处置。关于制度变革的通常研究是在非常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并包含不同的衡量标准。其他的稳健性检查包括控制预先存在的时间趋势（共同趋势）的回归、协变量的平衡检验和处置组的各种安慰剂试验。第六章研究的关键发现如下:长期暴露于战争冲突的国家,其制度的质量发展或经济增长低于未参与战争的国家。虽然当只考虑GDP或人均GDP时,短期效应似乎并不有效,但对两者增长率的更深入分析依然证实了两者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还得出了战争对制度的质量消极而显著的影响,针对制度质量的不同指标,平衡测试,共同趋势假设测试,和各种安慰剂测试治疗,结果是仍然是稳健的。第七章为研究结论、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一,本文给出了全球197个国家的制度质量排名,可以据此追踪一国相对制度环境究竟是在改善还是在恶化。整体来看,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质量呈上升趋势,法律制度质量和非正式制度质量呈下降趋势,政治质量的质量变化不明显。具体来看,各国的制度质量发展趋势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第二,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制度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来促进经济增长。其中,法律制度质量和政治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未发现经济和非正式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当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和滞后项时,上述结论仍然稳健。第三,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表明,制度质量（清廉指数）可以显著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即清廉指数一个标准差的变化会显著提升人均GDP0.7个标准差。来自世界各国的其他经验证据有力支持了清廉指数对资源禀赋利用有重要影响的结论。从中不难发现,良好的制度往往是减少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第四,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未受1971年孟加拉国解放战争影响的国家相比,遭受该战争的国家长期以来受到较大负面影响,其经济增长程度较低。即战争冲突对之后长期GDP增长率有显著消极影响。在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后,平均处置效应表明,战争冲突同样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的所有不同代理变量。进行的共同趋势、均衡试验和不同的安慰剂试验表明,以上结果仍然稳健。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贡献与创新点在于,考虑不同国家,特别是南亚地区的经济、地理和冲突之间的相互关系后,在识别出不同类别制度的质量异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类别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特别地,本文还揭示了几十年前发生的冲突如何导致制度差异,以及如何影响当前经济增长。通过以上对不同制度的质量渠道和制度措施的研究,增进了对经济增长制度效应的新认识。此外,本文基于全球视角关于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制度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思考与经验证据,同时有力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广泛深入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