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论及魏晋六朝士人心态时，人们往往以个性自由去概述其特征。但实际上，西晋下层文人的心态思想与上述主流特征并不一致。潘岳便是其中代表，他的主体思想心态是能够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所以他的生命历程紧紧与政治联系;同时，不断的政治打击又会激发他短暂的归隐情怀，表现出与其强烈入世精神截然相反的精神品格。本文从此思想心态出发，去认知潘岳生平、心态及创作中的一些问题。　　从潘岳生平上看，诗文中，经常会表现出浓厚的故乡意识。但通过考证，潘岳墓地并非埋葬在其真正的故乡荥阳中牟，而是距离洛阳不远的訾城附近，属于洛阳地界。其故乡意识也是以洛阳为故乡，而非中牟。潘岳与妻子之间关系笃深，结婚时间大致在景元二年(261)或三年(262)左右。挚虞所写《新婚箴》并不足以证明潘岳曾经在妻子死后再婚。根据潘岳诗文创作时间及履历的具体考证，潘岳并无再婚的时间和条件。挚虞《新婚箴》劝告对象是潘尼更为合适，因为潘尼再婚时，潘尼与挚虞同为太常卿，有《新婚箴》创作的合理背景;同时，记载《新婚箴》的《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等经常出现潘岳、潘尼作品混杂现象，有两人姓名互混的文本根据。另外，潘岳对其母亲是一种真诚的孝，并非虚情假意。他依附府主，是循迹当时下层文人正常合理的入仕渠道。他与朋友交往时，也会有自己的性格倾向，品德坚持。而潘岳容貌妍美一方面使其性格趋于懦弱，另一方面与现实坎坷遭遇的巨大反差让他产生巨大的心理自卑感。　　潘岳思想中，主要包含两大思想，一是其仕宦意识，这是潘岳精神思想心态的主流，支配潘岳一生的社会行为。宽泛而言，这其中还包括潘岳的为政思想，大致有:为提升如自己这等下层文人晋升空间，他认为应当建立府主选荐僚官的选官制度;追求实用，对商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肯定;指导思想中，还隐含着有家无国、先孝后忠的思理观念。潘岳隐逸思想总体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秋兴赋》创作时期;另一阶段是在《闲居赋》创作时期。但从性质上说，这仅仅都是潘岳暂时的一种情趣转移、精神放松，他并非要刻意为之、故作姿态。这是他当时心情的自然真实流露。而潘岳的这种隐逸心态及形式对后世影响深远。除了两大思想外，潘岳与当时士人一样，还有着强烈的生命时间意识。这主要是受到汉末建安时期人们对生命死亡观念的影响。在个体意识的表达上，潘岳代表的西晋下层文人群体，并不如建安或正始士人那样以个体为中心，自由狂放，他们反而受到家庭、伦理等太多束缚，表现得个体意识相对缺乏。　　潘岳创作，始终是从内心真实感触出发，并没有太多矫揉造作。赋类作品如《西征赋》，在继承《北征赋》、《东征赋》的创作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纪行赋的写作。《秋兴赋》在继承宋玉“悲秋”主题精神同时，表现出更加倾向自然山水，并将其当作审美对象的意识。《闲居赋》争议最大，但根据其隐逸思想的产生背景等推断，潘岳《闲居赋》并非矫情伪饰，而是当时真实心态的暂时表露。潘岳以《闲居赋》为代表的隐逸思想及形式对后来的谢灵运、陶渊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潘岳在《悼亡诗》等作品中表现出的情感有两个特点，一是紧紧围绕个人性情;二是以悲哀情绪为主，这都与潘岳生命中的孤独感密切相关。“陆海潘江”之议，意义并不大。　　潘岳最受争议的几个事件中，加入“二十四友”是当时西晋下层文人的集体行为;“望尘而拜”没有确凿、合理的历史事实支撑，并不足为信。即使有可能，其事情原貌大致应是潘岳石崇等人有“望车而拜”这一原本表示礼貌的行为;构陷愍怀太子案，史实中有很多疑问，虽不能彻底否定潘岳谄事贾谧的事实，但多少可以理解他在这次行动中的无奈。　　潘岳这种生平意识、心态及创作，代表了西晋下层文人群体在精神心态及创作上的整体风貌，在魏晋六朝士人的心态发展史上呈现出独特的外在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