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质”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对重要范畴,现存关于“文质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孔子、刘勰、扬雄等人“文质论”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至今为止,鲜有学者对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文质论”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论文拟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质论”为对象,将范畴批评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旨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质论”的理论渊源、形成标志、美学特点、美学影响等相关内容作进一步的探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质论”的理论渊源,一方面源于提倡“文质彬彬”的儒家思想和“尚质弃文”的法家思想,具体表现为以“文质”品人;另一方面源于主张“先质后文”的墨家思想和以“质”为主、不求虚美的道家思想,表现为以“文质”论世,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论文”为主的“文质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西汉扬雄提出“文质斑斑”,上承孔子“文质彬彬”的思想,下启魏晋南北朝“文质论”之开端,成为“文质”由品人、论世过渡到论文的重要节点,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诗家在已有理论基础上以及玄学之风的影响下,使“文质”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得以丰富发展。建安时期诗家开始意识到文学形式的重要性,到两晋时期呈现出过度重“文”的倾向,但是对“文质”的探讨却普遍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直到刘勰提出“风清骨峻”“文附质、质待文”等一系列文学思想,全面地阐释了文学作品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风骨”“情采”的提出也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质论”形成的标志。随着“文质论”的发展,其重视声律、崇尚用辞、传情达意的美学特点逐渐呈现出来,影响了后代对文学作品形式和内容的研究。在辩证统一中发展、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质论”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之一,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作品形式上,隋唐诗人借鉴了沈约、谢胱等人提倡的声律论,发展了诗律、格律等,并在创作中运用六朝时期兴起的用典、对偶等文学表达技巧,进一步发展了“文质论”之“文”;在作品内容上,继承了魏晋时期以“情”“意”融合来充实作品内容的美学观念,对“文质论”之“质”进行了继承和超越。不仅如此,还影响了讲求遣词造句的“格调说”、直抒胸臆的“性灵说”等文学批评理念,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质论”对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与美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