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德的许可法思想历来备受争议,学界对于许可法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康德的许可法究竟是否存在;第二,在康德的许可法存在且合理的前提下,其思想中究竟存在几种许可法。本文即主要通过对康德本人的著作进行深入研读,辨析康德著作中的许可法效力以及不同使用意义,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之所以存在对许可法思想的争论,是由于存在一个基本矛盾:许可法与法权的关系的矛盾。如果将许可法作为法权法则存在,或者将许可法视为禁令的例外的解释,那么就会对具有强制权限的法权效力产生动摇。因此,我们对康德思想中的许可法的研究,首要解决的就是关于许可法与法权的基本矛盾。本文指出,狭义的法权是具有责任的强制权限,一般而言以命令或者禁止的形式呈现,然而许可法是超出于这个责任范围外的,并不属于具有强制权限的狭义法权范围。因此,许可法并不是狭义的法权,但它属于一种广义的法权——即不违背外在自由共存的法权。许可法正是康德在广义法权思想范围内,立足于现实,为了实现外在自由的共存所提出的思想。第二,在康德思想中存在三种不同意义的许可法,主要集中于《永久和平论》与《道德形而上学》中。第一种,是《永久和平论》作为禁令在执行阶段的可行性补充的许可法——即实践中许可延期执行的许可法;第二种是康德明确在广义法权范围内的紧急法权——即狭义法权无力强制的许可法;第三种则是实践理性的先天公设——即作为演绎私人法权中理知占有问题的许可法。这三种许可法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即它们虽然无法被具有强制性权限的狭义法权所限制,但它们都属于不违背外在自由共存的广义法权范围内。因此,康德思想中的许可法存在于广义法权范围下,并不存在于狭义法权中。它并不会对康德的法权学说产生动摇,反而为其法权论做出了有力支撑。此外,这三种许可法虽然在实践中的使用意义上有所区别,但它们存在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即许可法是从自然状态向公民状态过渡、从不理想状态向理想状态过渡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