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极地、海底、外层空间等“新疆域”问题,国家间互动日益频繁。中国在上述领域的崛起尤其显著。新疆域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科学发挥了关键作用,各国科技上的优势可以直接转换为新疆域治理的话语权。本文聚焦于宇宙这一人类“最终疆域”,分别研究太空和天文领域的“科学外交”。在现有科学外交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官方文件、政策报告和新闻材料,试图解释为什么国家会在太空和天文领域展开竞争,同时也会开展合作。太空领域的科学外交是指主权国家在太空中的对外政策,包括开发与利用太空资源,处理与其他国家在太空中的关系。第二章首先考察了冷战时期美苏太空竞争,例如星球大战计划。导致激烈竞争的原因一方面是近地空间的“军事化”,另一方面则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的制度优越性之争。在分析这一领域科学外交的现状时,论文发现21世纪以来各国出现了一定合作趋势,原因主要包括参与主体的多样化,太空经济的浮现,以及大科学研究要求国家合作。第二章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太空领域的科学外交实践,中美太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美苏竞赛,以及中欧“伽利略”卫星合作的失败暴露在太空领域国际合作的困难。第三章将天文领域的科学外交定义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以探索宇宙空间为目的对外行为。由于天文观测本身具有全球性和连续性,天文领域的科学外交具有开放共享的特点。本文通过历史考察指出它在实践中的两种功能: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天文研究的发展,反过来合作带来的开放共享能够改善国家间关系。本文进而分析了当前天文领域科学外交的两类模式:由各国政府组织的以大型望远镜项目建设和引力波探测为代表的大科学合作,具有解决科学共享问题的前瞻性;由科学家群体组织的形式灵活的研究小组,促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沟通合作。中国在天文领域开展科学外交已具备研究设备、相关人才和管理平台的基础,未来将持续参与和牵头天文领域的国际大科学合作。在结论中,本文认为制度竞争逻辑在新时期的延续、太空作为战略高地的价值、太空技术的军事化利用潜力是导致国家在太空领域竞争的主要原因。太空碎片带来的全球共同风险、太空经济改变了太空探索活动的成本受益、科学家共同体的合作精神与大型太空与天文项目的技术与经济成本促进了国家间在太空和天文领域的合作。论文最后建议,除了加强大科学装置的硬件建设,我国还应注重科学传播、民间交流等软实力建设,在探索最终疆域的过程中获得更多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