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领域的核心问题。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微观企业层面的关键内容和具体体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外资资本等相互融合,交叉持股。依托混合所有制的多元股权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将国有资本的规模、资源、技术和管理优势与民营资本的灵活市场机制、运营效率和企业家精神有机结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实现“1+1>2”的治理效果。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营经济一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为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创造劳动力就业机会和国家税收贡献了重要力量。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发展。”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国有企业单向向民营资本敞开大门,而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双向参股,实现多元化混合股权结构。目前,无论是在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主要关注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这类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而对国有企业参股民营企业这种另类混合所有制改革关注较少。因而,本文主要探讨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企业形成混合股权结构对民营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通过归纳相关文献和理论,梳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脉络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本文发现在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企业形成混合股权结构与以往“国有化”、“国进民退”等概念有着本质区别。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竞争的新形势而进行的。同时,此次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同于之前国有企业利用政策和资源优势做大做强、挤占民营企业生存空间,而是为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合作各取所长、各取所需创造了机会和平台。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本文选取了佛山照明(000541.SZ)、南国置业(002305.SZ)和上峰水泥(000672.SZ)三家上市公司进行多案例分析研究,具体考察了三家上市公司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对比了股权混合前后公司董事会结构、信贷融资规模、政策支持力度、经营业绩和信息披露行为的差异,为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信息披露行为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并进一步发现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信息披露行为的作用机理,为后续实证研究做好铺垫。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具体而言,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以后,民营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时滞缩短。并且,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的异质性对上述研究结论具有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股东委派董事和党组织参与治理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改善更加显著;在分析师跟踪较多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改善更加显著。这说明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使民营上市公司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之后,财务报告文本更加简洁,财务报告完成效率提高;审计师的审计风险降低,进而减少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缩短了审计报告的完成时间,从而改善年报信息披露的及时性。第二,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加了当期财务报告与上期财务报告之间的文本相似度。本文运用机器学习法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进行文本处理,计算得出当期财务报告与上期财务报告之间的文本相似度。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以后,民营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文本相似度增加。通过分组检验发现,当民营上市公司党组织未参与治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少时,民营上市公司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导致信息披露文本相似度上升更加显著。这说明,当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较弱时,财务报告文本相似度更高。进一步检验发现,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显著提高了公司的信贷资源和政策资源的获取能力,长期负债金额、银行贷款金额、长期负债比率和政府补助金额都显著增加,有效缓解了民营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资源获取能力的提升导致公司信息披露的动机和财务报告信息含量下降,财务报告文本相似度上升。第三,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了盈余管理程度。具体而言,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以后,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下降。并且当公司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多、内部党组织参与治理时,盈余管理下降更加显著。进一步检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公司治理水平改善和资源获取能力提升是导致盈余管理下降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为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以后,关联方资金占用显著减少。国有股东参股有助于监督和制衡民营控股股东追求控制权私利最大化的行为,公司治理质量不断改善。民营上市公司信贷融资和政府补助的获取能力显著提升,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民营上市公司基于“债务契约假说”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减弱。但是,国有股东参股并没有导致民营上市公司“政治成本”显著上升,即没有证据支持民营上市公司是基于“政治成本假说”而减少盈余管理行为。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本文拓展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现有关于混合股权结构、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从经营业绩、研发创新、投资决策、公司治理、现金持有等方面展开研究(张祥建等,2015;刘晔等,2016;郝阳和龚六堂,2017;王业雯和陈林,2017;王欣和韩宝山,2018;杨兴全和尹兴强,2018),鲜有文献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且,现有研究主要把国有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关注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这类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而对国有企业参股民营企业这种另类混合所有制改革关注较少。本文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信息披露的视角关注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后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全面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决策行为的影响。其次,本文丰富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国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无法从动态角度考察股权结构调整对公司行为决策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考察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这种动态股权结构调整对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信息披露文本特征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股权结构影响公司信息披露行为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证据。再次,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异质性对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考察了公司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析师跟踪预测、公司股东委派董事以及在中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党组织是否参与治理这四个因素对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信息披露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弥补了以往文献在该领域的研究空白。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政策启示。本文的研究表明,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上市公司能够改善民营上市公司治理质量和资源获取能力,将国有资本的资源优势与民营资本的市场优势有机结合,进而影响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激发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活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同时,对资本市场投资者投资决策以及监管机构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