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迎送制度在宋代逐渐成熟和完善。北宋建立初期,国家并未统一,官员迎送制度主要是针对节度使等武将。随着国家的相对统一和宋太宗伐辽的失败,统治者将重点转向内政,官员迎送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被纳入其中。宋真宗时,官员迎送制度的制定不再主要针对武官,尤其大中祥符五年,统治者据官员的品级,制定了统一性的官员迎送制度,自此京师地区的官员迎送制度基本确立。随着朝廷对文臣的重视、以及文臣知州,官员迎送制度的制定逐渐向文官偏移,迎送经筵官的制度在宋仁宗时期得以确立。宋神宗时期,官员迎送制度在王安石变法的影响下出现新的变化,但主要是针对官员接送人和官员迎送费用。接送人的雇佣化是这一时期官员迎的主要特征,事实上,官员接送人的雇佣化在宋仁宗时期就已经出现,只是未规模化。随着变法的失败,以高太后为首的反变法派,试图将官员迎送制度重新恢复到变法之前,但难以实现,宋哲宗亲政后又逐渐恢复变法时的部分措施,官员迎送制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宋徽宗时期,对官员迎送制度进行归纳总结。南宋在继承北宋官员迎送制度的基础上做了新的调整,还出现了系统地记录官员迎送制度的法律汇编,即《庆元条法事类》。宋代官员迎送制度包含中央和地方两部分。京师地区的官员迎送制度最先确立,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地方官员迎送制度则是在国家经济步入正轨之后逐渐确立起来。京师地区的官员迎送制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帝王赐宴迎送官员和臣僚之间的迎送。皇帝迎饯官员主要是针对高级官员,而臣僚之间的迎送范围更为广泛,包含同僚、亲友等,基本将所有官员包含在内。官员迎送的主要内容是宴饮,宴饮有固定的仪式,包括作乐、饮酒、赏赐等。从制度上看,官员的迎送待遇与规模主要受到官员品级的影响,但在实施的过程中较为复杂,是官员权衡利弊后作出的抉择,尤其是对于被贬官员的迎送,官员为趋利避害,多不参与被贬官员的迎送。在地方上的官员迎送中出现制度与地方习惯双轨运行的状况,地方上官员迎送习俗是在地方上长期实行的过程中确立的,并非由中央统一制定,循习与尊法成为地方官员面临的一大难题,通常情况下,地方性的习俗在官员迎送中起主导作用。宋代官员迎送制度对官员迎送人员、距离和内容等都做了严格要求,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存在诸多问题,导致百姓劳苦、接送人逃亡以致流离失所、财政紧缺等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官员迎送费用问题,成为困扰两宋王朝的一大弊病。为保证官员公务出行的顺利,朝廷为官员提供了相应的接送人员,主要包括吏人、公人和军人等。据接送距离的远近,宋代接送人可以分为近接、近送人和远接、远送人。官员赴任、离任,一般差远接、远送人,监司巡历则差近接、近送人。官员公务出行任务不同,所差接送人种类不同,官员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差遣接送人。负责发遣接送人的官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发遣接送人,以保证出行官员可以按时出发,官员在到达目的地后也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差还。接送人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宋代官员迎送制度逐渐完善。官员公务出行时,国家不仅提供接送人员,还提供相应的交通工具,官员品级不同,所差交通工具的数量不同。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官员经常超额差接送人,私占接送人,并以各种理由差借,导致军人不能按期回营,流离失所。与前代不同,宋代设置了专项经费用于迎送官员。最初,官员公务迎送费用主要来源于公使库,公使钱的定额化意味着官员迎送费用的定额化,但随着官员迎送频次的增多,官员专项迎送费用不足以支撑官员迎送,为增加官员迎送费用,官员不得不扩大迎送费用的来源,如回易公使钱等。官员迎送费用来源的广泛化,致使官员迎送费用居高不下,且难于监管。为解决官员迎送费用过高这一问题,官员提出诸多解决方案,如加强监督、限制官员馈送数额、改革官制、提倡久任等,但收效甚微。从整体上看,宋代官员迎送制度呈现出两大特色,一是官员迎送条令的模糊性;二是宋代官员迎送制度存在较大的地域性差异。宋代官员迎送制度虽已经较为完备,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仍旧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宋代官员迎送制度及其实施对社会各个层面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