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是一种新理念和新模式,是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它能整合、分析城市生态系统中的各类信息,对城市运行管理中的各类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和决策,最终提高城市管理效率,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其本质上是信息化和城市化的高度融合,是协同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融合,是“互联网+”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度融合。2012年以来,我国进行了广泛的智慧城市试点工作,在实践中缓解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等“城市病”,改变了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供给效果。公共服务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基础,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城市病”的重要方法,历来得到我国的高度重视。那么智慧城市建设是否有利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在智慧城市背景下怎样更好地进行公共服务供给?这些问题值得探讨。本文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切入点,在分析智慧城市和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影响关系的基础上,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基于2008-2017年268个地级市数据,探究了智慧城市建设是否能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检验了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并进行了基于地区位置、公共服务水平、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异质性分析。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共教育、基本公共医疗卫生、公共环境保护和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可持续性。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调节效应,能够强化智慧城市建设对公共服务的促进作用。智慧城市建设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显著性不同,且总体上未能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另外,智慧城市政策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在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结构上具有异质性,在财政分权度较高、财政社会性支出占比较大地区,智慧城市的促进作用更强。根据实证结果,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扩大智慧城市试点、加强财政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地区的试点工作和政策倾斜力度、适度提高财政分权度和财政社会性支出占比等。这对于我国进一步调整智慧城市建设策略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