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未成年人沉迷问题不仅在媒体舆论中被不断建构和改变,防沉迷治理政策也不断经历重要变迁。在舆论方面,已有研究从话语视角发现2010年后与媒介相关的“电子海洛因”、“网瘾”等社会建构的概念发生了转变,公众话语中“游戏”的形象逐渐从令人恐慌的社会公害过渡到中立的娱乐媒介。在政策方面,政府不断设计治理方案回应社会诉求,从一度极为严厉的禁售电子游戏设备、管制网吧等政策逐渐转向防沉迷系统、家校合作、适龄提示制度等。本文探究了未成年人防沉迷治理中媒体对沉迷问题的政策叙事如何影响防沉迷政策变迁。本文基于叙事政策框架（NPF）,采用内容分析法研究了2000年-2020年间《人民日报》中关于“沉迷（游戏）”、“网瘾”的报道,以及防沉迷治理相关的政策文本。NPF继承了后实证主义者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建构的概念对政策分析、理解世界至关重要,叙事或故事对认识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在方法上,将“叙事”作为因果变量纳入对政策过程的解释中,使得“政策叙事”的作用可以被系统性的、经验性的方法所研究。为了比较、分析和检验研究核心问题:“政策叙事在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NPF对核心概念“政策叙事”进行了形式化定义。本文根据政策叙事形式中的“角色”和“寓意”以及叙事内容中的“信念系统”等概念识别叙事和政策的变迁,借助“信念系统”概念对“政策叙事（变化）”和“政策变迁”现象进行操作化以分析两者相关性,最后综合地归纳讨论叙事与政策的内在关联。本文研究发现,媒体的政策叙事建构了包含特定因果关系的政策问题以及政府责任范围,从而不断将沉迷问题推入政策过程。首先,本文通过在叙事视角下对比叙事建构与政策设计的变迁过程,发现媒体叙事与政策在二十年间里经历了明显的变迁,两者的信念系统都由“游戏害人”逐渐转变为“防控个体”;利用SPSS计算编码数据,结果显示叙事与政策变迁具有显著的正向强相关性。然后,本文从两个方面探究和讨论了叙事如何影响政策:政策叙事如何通过指定问题的因果关系影响政策设计和变迁;政策叙事如何通过设计与判定解决途径影响了政策设计。在问题出现的初期,叙事先于政策发生,在界定因果关系与设定解决途径两方面均表现出了一致性;随着事态发展,叙事领先于政策改变了对沉迷问题因果关系的界定并始终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从而不断将新的问题源头纳入政府行动范围,并将沉迷问题推入政策过程。但NPF下没有证据显示政策叙事对政策解决方案的设计和判断有所影响;不仅叙事中表达的对解决方案的倾向常常未被政策采纳,而且政策上创新设计了许多此前不曾被叙事关注的解决方案。从NPF来看,政策叙事中对“恶棍”与“英雄”的指定影响了政策方案,但对“寓意”的叙述没有影响政策方案,反而受到了政策方案的影响。总之,在建构因果关系的政策问题时,媒体的叙事影响了政策,政策接受了对“恶棍”的指定;但在设计与判定解决途径时,媒体的政策叙事“寓意”没有影响政策,反而政策可能影响了叙事“寓意”;同时,叙事始终要求政府行动、强调了政府“英雄”角色,扩大了政府的行动范围。结合上述发现,本文继续推论和讨论了叙事视角下防沉迷治理的两个要点:其一,家长群体在防沉迷治理中具有多重角色;其二,个体缺少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认为应当注重围绕家庭的治理体系建设,对家长群体政府具有监督者与协助者两重职责;应完善非政策性的、个体的防治途径和方法,确保个体面对沉迷问题能够有效解决问题。本文创新地将沉迷问题中的“叙事”要素纳入对防沉迷治理的政策分析中。本文结合了过往对“网瘾”等话语建构现象的研究成果,通过政策分析的理论方法对防沉迷问题与政策进行了研究。不仅探究了叙事视角下防沉迷治理的成果与不足,而且补充了防沉迷政策历史变迁的过程与影响。另外,基于叙事政策框架进行分析的方法,并应用于中国语境下的案例,这类研究尚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