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至19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时间,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中日都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所谓闭关锁国政策即在西势东渐下,东方国家实施的一项基本封闭的对外政策。对西方的情报搜集以及了解西方形势,对于东方国家即将发生的社会转型具有重大的作用。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严格实施锁国政策,但官方设立了专门针对海外的情报机构,因而能够比较主动地、及时地掌握大量的西方情报,在西方殖民势力叩开国门的前后相对准确地判断形势,并迅速走向和平开国的道路。同时期的清朝则不是这样,虽然此时期清朝的锁国政策相对宽松,西方的情报来源也更加广泛。但存在大量情报载体的清朝仍旧昧于世界大势,继续以天朝大国自居,轻视西方,迟迟不愿开眼看世界,未能充分利用海外情报,以至于面对西方的殖民侵略陷于“不识夷情”的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清朝和江户日本搜集西方情报的内外局势进行介绍。18至19世纪中期,清日两国不约而同的实行了闭关锁国外交政策。这是整篇论文的前提和基础。第二部分别具体说明清朝和日本幕府搜集西方情报活动的情况。清朝的情报主要主要从地方政府和中央清廷的西方情报的搜集和处理。由洋商集聚的广东省地方官负责搜集,清廷及其他各省因中外突发事件有所搜集。日本的西方情报主要通过固定来源、偶发事件和书籍进行搜集。这部分着重史实材料的陈述。第三部分比较中日对西方情报搜集的异同点及其两国分析情报认知差异的原因和导致的影响,这是本文的重点部分。中日搜集西方情报的主要相同点：情报搜集都是在本国国内完成；情报搜集不系统；汉译西书成为重要来源。二者有更多不同点：一,中国的情报来源范围比日本广,但利用率低；二,日本设立海外情报机构,而中国无；三,日本情报人员队伍影响力大,而中国相反；四,两国对西方情报重视度不同；五,搜集的情报的真实度不同。造成两国对情报认知不同的原因：两国传统的世界观不同,即中国“华夷天下观”与日本“三国世界观”不同；两国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不同；选官制度不同。两国对情报认知不同导致了中日两国在危机到来之前有不同准备；在处理军事危机时有不同表现；三,两国在开国后学习西方有不同举措。通过比较18至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对西方情报的搜集所表现出来的异同点可以从中得出一个有益的结论：固守传统,排拒新知,势必落伍并陷入危机；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务实进取,理性地审视一切外来的异质文化,加以积极分析与合理利用,才能有益于后进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