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的著作《简·爱》的汉语翻译构成了英汉翻译领域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争奇斗艳的各种译本中,黄源深的汉语译本最为引人注目。自然,已经涌现出若干从语言学和语言学以外的视角对包括黄源深的译本在内的《简·爱》译本展开的研究。虽然已有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迄今为止还存在着资料数据、理论视角、方法程序、研究结果等若干方面的局限性。其中,从话语语言学角度就语法衔接手段的运用情况对《简·爱》原著与其汉语译本的比较研究可谓凤毛麟角。鉴于上述情况,本文尝试以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化学、翻译学等学科的相关观点为指导,以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理论为基础,以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原著与黄源深的汉语译本中的对应性篇章片段为语料,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案例分析方法,就照应、替代、省略、连接等四种语法衔接手段的运用情况,对《简·爱》的英汉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描述和解释这两个文本在使用衔接手段的类型和频率上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论,《简·爱》的英汉文本中使用的语法衔接手段的类型大同小异;然而,二者使用语法衔接手段的频率却有所不同,前者使用频率较高,呈现出形合特点,而后者使用频率较低,呈现出意合特征。(2)具体而言,《简·爱》的英汉文本在使用四种语法衔接手段的频率上存在差异:第一,在使用照应手段方面,英语文本多用人称照应,而汉语文本则多用零回指;英语文本倾向远指照应,而汉语文本则多用近指;英语文本常用比较级形式做比较照应,而汉语文本则借助词汇手段。第二,在使用替代和省略手段方面,虽然英汉文本都不频繁使用二者,但相对而言英语文本多用替代,而汉语文本则偏好省略。第三,在使用连接手段方面,英汉文本有些差异,英语文本多用显性连接手段,而汉语文本则多用隐性连接手段。(3)《简·爱》的英汉文本在使用语法衔接手段方面的差异,即前者呈现形合特点而后者呈现意合特征,其原因是二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英语文本出现于西方的分析性、客观性和逻辑性思维之环境,而汉语文本则产生于中国的整体性、主观性和直觉性思维语境。本研究可望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具有意义。就实践而言,本研究的成果可有助于文学翻译者更好地意识到英汉文本在衔接手段使用方面的异同。就学术研究而言,本研究的内容可有助于丰富文学翻译研究乃至一般翻译研究中对英汉文本在语法衔接方面的异同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