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社会中手机摄影既是一种社会交往的方式,又是一种彰显个性的表意载体。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对手机摄影实践的研究多集中于青年人,而对于中老年人的研究并不多见。事实上,照片或视频带来的“视觉社交”同样席卷了中老年人。在当下数字化社会中,生活着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经历了跨时代的社会变革,在他们身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有现代文化的形塑。相对来说,这种跨时代的印记在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女性身上较为显著。这群身处数字化社会的跨时代女性在面对身体老化的同时亦渴望拥有数字化生活的体验,在手机摄影实践中,她们通过习得新型的拍摄技能及照片、视频制作技术展开手机摄影实践,表现出独具特色的行为特征。基于这一特征,本文聚焦于出生时间为1950-1960年的城市中老年女性,探讨她们在手机摄影实践中的行为特征与行动逻辑。文章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结合研究对象的具体实践及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提出一个“操作性概念”——自我再构。这一概念的含义是在数字化社会里已退休的城市中老年女性在手机摄影实践过程中,因政策制度、媒介技术、具体社会情境等方面的影响不断对自我进行再次建构的行为,以此阐释研究对象在手机摄影实践中的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城市中老年女性手机摄影实践中的自我再构主要体现在形象、自我价值、关系三个方面。首先,形象再构是自我再构的基础,中老年女性通过生产性拍摄、模仿性拍摄两种手机拍摄行为模式再构多元形象,这些多元形象体现了女性身体表达的特征及变迁。结合主体的行为模式、身体表达的特征及多元形象的呈现,本文认为中老年女性再构的多元形象是历史与现代的交融,揭示了她们再构形象时既保留历史文化又“挪用”其他群体文化形式的迹象。其次,这一群中老年女性在退休后学习文化知识、手机摄影技能的同时也在更新消费内容及消费观念,她们反抗“中国大妈”这一标签,依托照片、视频在线上、线下进行自我展示,并以此推动了自我价值的再构。综合来看,自我价值再构实为主体身份的再构。再者,中老年女性因角色转型、思想观念转变引发的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变化促使这一群体产生作用于关系网络的行动力——关系再构,她们通过手机摄影实践中亲密关系的表达、代际关系的重塑、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进行再构,并在此过程中取得“情感支持”与“情感陪伴”。事实上,形象再构、自我价值再构、关系再构三者是互为影响、循环运行的关系,而手机摄影亦是一个多种因素参与实践的动态过程。由此,本文认为中老年女性在手机摄影实践中的自我再构是体制政策、社会结构、媒介技术与个体互构的结果。综合而言,出生于1950-1960年的城市中老年女性的生活机遇与意识形态、国家宏观政策、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密切相关,自我再构因受意识形态、体制政策、社会结构、具体交往情境的影响而在手机摄影实践中展现出这一群体独具特色的行为。中老年女性手机摄影中的自我再构作为中国语境中特定群体的主体经验,同时映射了时代的变迁。另一方面,相对于年轻人而言,中老年女性并不处于数字化社会结构中的优势位置,加之退休后制度性“再嵌入”的缺乏,她们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个体进行社会参与,这一现实困境与日益更新的数字化社会相互交融,促使该群体产生进行自我再构的驱动力并内化为主体的行动。自我再构是中老年女性在数字化社会中应对数字困境的“生存策略”,有助于个体参与数字化社会,建构个体、群体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