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信息”泛滥,信息的产生与传播离不开“技术”的革新。近年来,“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所占的地位愈来愈突出,“微信”、“微博”、“QQ”等信息传播的软件越来越改变人们的生活。普通民众对“技术”的追捧与热烈欢迎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传播学界与文艺界对“技术”的认识较为深刻,或赞扬,或批判。也就是说,“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这是人们的共识。但技术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却是各个理论家深究的问题。美国媒介批判理论家—尼尔·波兹曼是对上述问题深思的理论家之一,他对技术“持悲观消极态度。波兹曼对“媒介技术”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其三部曲(即《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批判“电子媒介技术”对政治、宗教、新闻、童年等文化领域的冲击。他死死地顶着“电子媒介技术”的缺点,呼吁人们保护“印刷文化”。通过梳理波兹曼的“技术”话语,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其理论的一条主线:媒介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他始终在关注“技术”给“文化”带来了什么。无论是他推崇的“印刷术”,还是极力批判的“电子媒介技术”(以电视为代表),他对两者的关系的界定是“媒介技术”对文化产生“宰制”性的决定作用。所以,笔者认为,他大加批判媒介技术,但始终是“技术论”者,只是不同于如麦克卢汉等持乐观心态的理论家。在给波兹曼作了派系划分之后,笔者进一步探究其他“技术论”者(如英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的“技术”话语言说,既加深了笔者对“技术论”观点的认识,又作为波兹曼“技术”话语的一个知识谱系的溯源而存在。他自己称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只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他的“技术”话语具有典型性,他这种极度消极悲观之态度没有继承“技术论”者的先辈们,用“话语”理论分析其中的原因,他深受“大众社会”、“后现代”时代话语影响。20世纪七十年代,“大众社会”出现,又叫“群众社会”,这里的“群众”在大众社会中称为“社会大众”。“社会大众”对国家政治参与后逐渐失去热情,他们生产、宣传、享受娱乐性极强的通俗文化,这种通俗文化的普遍流行,导致了社会大众文化对精神生活的全面占领,部分社会成员在流行的趋势和压力下被迫成为接受者。“娱乐性”是“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波兹曼是“传统文化”(指传统的、精英的印刷文化)的捍卫者,对娱乐性极强的大众文化猛烈抨击是合情合理的。再者,20世纪“后现代”哲学思潮崛起,代表人物有尼采,福柯,海德格尔等,他们开始对“现代性”反思,反思“理性”、“科学技术”、“井然有序的秩序”造就的社会,波兹曼对“电子媒介技术”的批判,带有“后现代”的时代特征,纵然他自己始终坚持认为他是“现代性”的捍卫者。本文逻辑上始终贯穿“话语”理论。所以,笔者有必要于此把“话语”理论阐释清楚。本文中“话语”有两种含义,一是意识形态、观念、时代潜意识等。也就是说,透过“话语”,追究波兹曼进行“技术”言说的背景是什么,深挖其“言说”的主体。我们承认波兹曼是言说的主体,他受“技术论”先辈的影响,一个更为深藏的主体确是“时代话语”,这是一种时代的“潜意识”,笔者将其挖掘,进行细致分析探究波兹曼的“技术”言说的原因何在。这就构成了本文第一部分的内容。二是言说、建构。即波兹曼在其“三部曲”中是如何言说或者建构“技术”的。这是本文的第二部分内容,也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三部分的内容仍然贯穿了“话语”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稍作变通,采用“比较”的方法,把“技术论”的“技术”话语和“文化选择论”的“技术”话语进行对比反思,前者认为“技术决定文化”(波兹曼的“技术”话语也是如此),技术对文化起到的作用是宰制统治。后者认为“技术论”完全否定了文化的基础作用,文化也可以作为一种物质基础,对技术产生“召唤”,不能否定文化的作用。笔者分析透彻两派的观点,最后落脚点回归波兹曼探讨的问题——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所以,本文以波兹曼的媒介技术论为代表,以“话语”理论贯穿全文,探究波兹曼悲观消极的“技术论”产生的知识谱系和时代话语。以波兹曼为代表,抛砖引玉,看“技术论”的观点,最后,通过比较“技术论”和“文化选择论”,辨思现代社会“技术”与“文化”的双向运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