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从中国古籍中挖掘、整理中国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帮助中国人找回文化自信,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李约瑟属于热门老话题,已出版的著作有李约瑟的传记、文集,论文有考察李约瑟的生平及贡献、科学思想及治学方法、“李约瑟”难题、二战时期李约瑟援华工作情况、评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SCC）的价值等。但现有研究在揭示李约瑟融合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转向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动因仍停留在表层研究,并未探究李约瑟如何将其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逐步转化为科技史活动。若想理解李约瑟思想变化的轨迹,我们需要回看李约瑟的文本,借助书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的研究视角,将他撰写的文本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参与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理解李约瑟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了解李约瑟在冷战时期,从政治舞台走向中国科技史研究是其政治隐喻的表达。书籍史是法国年鉴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开创的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书籍史研究经历了费夫贺、麦肯锡、达恩顿等学者在方法论层面的改进,本文从认识论的层面博采众长,从书籍认识论视域中研究李约瑟如何塑造文本并引导其传播。本文以李约瑟为何进入科学史领域;为何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如何形成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SCC的编史学方法带来的研究困境、合作难题;SCC的传播影响以及为何遭到西方学者的持续批判五大问题为导线,察看SCC从李约瑟创作到读者反馈的闭合回路,了解李约瑟在作品中隐藏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对其学术追求的影响,在尊重、肯定李约瑟具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剖析西方学者严厉地批评其推论有失严谨的论据,以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学史方法的进展。文本是认识作者言行的首要证据,是揭示其主观动机的客观基础,书籍认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论工具,能深入认识论的层面,洞察李约瑟投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成因及多元复杂性。本文通过盘查国内外李约瑟与科学史主题相关的资料后,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复杂的科学和政治关系促使李约瑟选择中国科技史研究,SCC既是李约瑟承担政治责任与学术关注的产物,又代表着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及编史学方法。然而,在合作者和读者看来,SCC是1930年代政治科学的产物;李约瑟“科学普世性”的观点同样遭到现代科学史家的批判,他们认为科学史研究应呈现科学知识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与整体性,而非普遍性;由批评者构成的阅读圈在持续争论中推动着东亚科学史编史方法不断提升,并带来丰富的研究成果。SCC的编撰策略、国际合作、批判与争论的过程揭示出:SCC既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参照系,也是这条路上的绊脚石,我们需要用多元的理论分析搭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史研究,推进中国科技史事业向全球化时代迈进。尽管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但李约瑟的人文主义、反狭隘主义、跨文化桥梁的建立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持续批判,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构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理解不同文明。通过本文对SCC的创作、合作、阅读三个重点环节的考查,证明科学史已成为国际政治角逐场的有力武器,是国家制定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