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得动物与人之间不再是工具和主人的关系。动物保护立法在西方国家也已经相当的成熟和完备。相对而言,我国的动物保护立法却仍存在大量的空缺。对于如何保护动物,动物能否进入人类道德共同体之中,动物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动物能否享有权利,享有何种权利等等基本的法理问题,都是学界目前争议不止的问题。而这些基本的法理问题却是动物保护立法的关键,只有厘清这些基本法理问题,动物保护的立法才能够顺利地进行。本文将从动物保护的相关概念出发,对动物保护的思想发展进行梳理,通过借鉴西方动物保护立法的先进经验,探究动物保护背后的法理学依据。本文在对动物权利理论的批判的基础上,结合理性、道德、权利等概念阐释,论证了理性对于权利主体的不可或缺性。作者认为动物理性欠缺是阻碍动物享有权利的主要原因,动物因之也不能和人类一样拥有道德权利。但是作者并未全盘否定动物权利理论对动物保护的借鉴意义,通过将动物视为特殊道德主体,使得动物基于该特殊的地位能获得生命不被人类随意伤害的保障。动物与人类相比始终处于一个弱势地位,现代动物伤人事件,大多数并不是出于动物的原因,而是人类先伤害动物造成的。所以通过立法增加人对动物的爱护和关照义务,强制人们保护动物、不随意伤害和虐待动物,从而让人们在事实上将动物视为特殊道德主体。本文并非完全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动物福利论或者动物工具论本质都是人类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之中赋予动物的地位与空间。人对动物的保护应当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逐渐向非人类中心主义过渡,本文通过对动物权利理论的批判,试图寻找一种更好的对待动物的方式。动物需要被保护已经是大众的共识,域外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动物保护的立法现状,从专门统一的动物保护立法如《动物福利法》或《动物保护法》,到针对各种不同种类动物的专项法律法规,都给我国动物保护立法与实践带来一定的启示。但动物保护立法在我国一直未能充分实现,主要原因是立法的社会基础不够,一方面人们对动物保护立法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人们还担心动物保护会与人的权利冲突。因此,需要明确动物保护立法的法理基础,并且强调我国动物保护立法的必要性,加强动物保护立法的宣传和教育,以便推动动物保护立法的顺利进行。动物保护不仅有利于动物,更是为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