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同异之辨的角度来探讨明末清初心学与“西学”之间的关联，认为心学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对撞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心学使得徐光启等儒士不囿于成见，对“西学”具有敏感和包容的能力，心学影响下的儒士对基督教的反映成为利玛窦传教策略实施、调整的标准，利玛窦注意满足儒士心态，与儒士形成互动，最终以同述异成为较为固定的传教模式，所以，心学对于利氏以同述异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中介作用。 本文第一部分阐述利玛窦以同述异。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入华传入的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一种差异，这种差异如何才能为当时的中国人所接受?利玛窦采取以同述异的方式，具体来说，利氏以基督教作为儒家的本源，在此前提下才有耶儒之“同”，此“同”只是同于本源，实际上是有差异的，“真同”的标准是同于基督教，要实现其所谓“真同”就必须排除儒学当中与基督教相冲突的核心差异，达到与基督教同一。利氏从两方面排除差异，一方面采取同的形式、以同的名义，在对儒家经典予以基督教的诠释中使儒家词汇、术语、命题等核心意义发生合于基督教目的的替变，以“普遍性”的基督教置换儒家，把中国文化归入基督教的本源之下，另一方面，对于儒家当中与基督教有明显冲突之处则予以直接驳斥。 为什么有些儒士会对“西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乃至接受基督教?本文第二部分探讨心学对于儒士在回应“西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这些儒士在心学背景下面对“西学”时表现出因异求同，以求同为指归，以异为途径，并非要消除差异，反而是要彰显差异，无差异就无所谓同，同始终伴随着差异，正是因为有差异所以才求同，因异求同实际上是面对“西学”差异时表现出来的“敏感”。 基督教与心学的同异观有很大区别，表现在入教儒士身上就是他们在同异观上持双重标准，文中第三部分对此加以剖析。 本文第四部分重新对利玛窦以同述异传教模式形成发展的过程加以考察，从而见出心学对利玛窦传教也起到了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