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产生于融资主体的融资行为和活动,融资风险的生成与治理困境是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治理主体的视角探讨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治理,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治理秩序之大本和达道。本研究基于多学科理论,在复杂性范式指导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德尔菲法、跨学科研究法,重点追问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和治理困境“是什么”、考量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为什么”要治理,以及解答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怎么治理”三个关键问题。首先,强调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产生的源头很多,但融资主体是风险治理中最关键的要素,多元化治理主体优势互补、协同合作意味着治理权威的多元化。其次,现代职业教育融资行为和活动中拥有最大话语权并负有其主要责任的是政府组织、职业院校、金融机构三个主体,并在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治理中分别是核心治理主体、关键治理主体和紧密治理主体,正是各治理主体间存在强依存和相互建构的角色关系,方能建构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治理理论模型。最后,明确政府组织有效治理的自我实现、职业院校有为治理的自生能力、金融机构有责治理的自觉创新,提出各治理主体参与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是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治理的基本要素。只有各治理主体协同发力,才能保证治理效果。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治理主体追求公共利益契合点与最大化,是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逻辑前提,正是各治理主体实现多元利益协调与权力均衡,创新主体协同共治自组织系统,才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网络状治理理论模型。同时,通过分析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治理的控制权配置,明确政府组织、职业院校、金融机构三个治理主体的结构要素、结构关系和结构框架,从角色重塑再造与功能定位、治理行动逻辑与理论规制、治理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等方面推动治理理论模型的运行,并兼具前瞻性和动态适应性。政府组织是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治理的核心治理主体。作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强有力组织,政府组织拥有科学决策、公共资源、统筹协调等政治优势,其角色定位应适应现代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需求,政府组织在参与融资风险治理时既是“元治理”的唯一主体,也是治理模式中的协助服务者,要从完全主导到有限主导、从掌控包办到监管服务、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等方面转变,创建“有效政府”。政府组织参与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治理,理论逻辑层面上强调政府有效治理的自我实现,实践治理路径上提出科学合理规划发展规模、增加财政投入保障经费有效供给、改革财务会计制度强化监管效能、提升宏观管理政策的保障能力等措施。职业院校是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治理的关键治理主体。作为融资还本付息的主要承担者,职业院校具有人才、社会资源、自主治理等学校优势,其角色定位应根据自身财力的承受范围科学的举债融资,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控和治理融资风险。职业院校要剥离对政府组织的依附关系,扮演好在融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主角、配角及协调治理的角色,实现向“有为学校”的转换。职业院校参与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治理,理论逻辑层面上强调学校有为治理的自生能力,实践治理路径上需从风险分散、风险监管、风险补偿、治理保障等方面探究具体措施。金融机构是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治理的紧密治理主体。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实体,金融机构是专门从事与金融业相关的中介组织,具有其他治理主体不可比拟的资金、资源和管理等方面的企业优势。金融机构是特殊的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盈利是出发点和内在驱动力,但金融机构与职业教育发展有着利益契合关系,应从边缘治理走向中心治理,实现从被动治理到主动治理、被动担责到主动担责的转变,在法律、道德、经济等层面履行好“有责企业”的义务,既“自利”也“利他”。金融机构参与现代职业教育融资风险治理,理论逻辑层面上要注重企业有责治理的自觉创新,实践治理路径上选择从融资前期、中中期、后期三个环节进行布控与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融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