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民的消费观念,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满足于物质方面的追求,开始转向精神享受和高品质生活的追求,这种新的消费导向已经影响到人们对旅游产品的选择。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旅游经历的丰富,国民的旅游需求已逐渐从以往的休闲观光型向深度体验度假型转变,这对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产业融合是旅游企业生产个性化旅游产品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完善旅游产品体系和优化旅游产品结构的主要渠道,是我国旅游产业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重要体现。为了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旅游产业融合已成为旅游产业创新实践和旅游理论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纵观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旅游产业融合的定义、类型、原因、效应、模式、路径、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的对策,其中的应用型研究占了绝对比例,主要是针对旅游产业与某一产业融合的研究,很少涉及旅游产业融合内在普适性规律的理论研究,而对旅游产业融合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化过程,旅游产业融合的形成机制以及旅游产业融合度的研究更少,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开展研究的。本文充分发挥了与论文主题相关的理论之间的互补优势,综合运用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创新理论和演化经济理论,在全面综述旅游产业融合领域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论述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然后分别从旅游企业和旅游产业两个层面分析了旅游产业融合的演化过程,接着构建了旅游产业融合机制的概念模型,从激励机制、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三个方面论述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形成机制。通过总结与评价产业融合度主要的测评方法,发现赫芬达尔指数法是基于企业层面测评旅游产业融合度的最佳方法。根据对我国大陆30家旅游上市公司产业融合度的测评结果,然后进一步对其中产业融合发展成效表现突出的五家典型旅游企业的产业融合度进行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基于企业层面提出旅游产业融合度提升的相关设想。接着从社会、技术、经济和政策四个方面全面分析我国旅游产业融合的环境,最后从七个方面提出我国旅游产业今后融合发展的对策与建议。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基于演化经济理论,提出旅游产业融合是指旅游企业在遗传机制作用下所继承的原有惯例不能带来满意的利润时,重新搜寻和创造新的惯例,有针对性地与目标产业融合作为旅游产品创新的主要路径,通过市场选择机制的作用,继而引起同行的模仿和追随,最终扩散至整个旅游产业的过程。旅游产业融合的主体是那些从事融合型旅游产品生产与服务的旅游企业。旅游产业融合的客体是指旅游产业融合主体所直接作用的具体对象或目的物。广义上,旅游产业融合的客体包括融合型旅游产品和旅游新业态。狭义上,旅游产业融合的客体就是融合型旅游产品。第二,旅游产业是由旅游企业之间互动生成的,旅游企业通过与相关产业企业间互动所形成的企业层面的微观融合在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实现了旅游产业层面的宏观融合,而产业融合作为旅游企业的生存环境和选择环境也塑造了旅游企业的演化轨迹。由于旅游产业融合是旅游企业通过跨产业融合发展实现的,那么从事融合型旅游产品生产的旅游企业就是旅游产业融合的行为主体。因此,旅游产业融合演化过程的分析逻辑就要建立在旅游企业跨界融合过程的分析基础上。第三,通过对旅游产业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旅游产业创新能力的分析,发现每个阶段旅游产业融合的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产业融合程度逐渐提高。旅游产业在萌芽期,旅游产业的创新能力非常有限,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交叉渗透很少,对传统旅游资源的依赖较大,融合发展水平很低,旅游产业边界比较明显。进入成长期,旅游产业创新能力提高,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交叉渗透增多,跨产业融合发展现象明显,旅游产业边界逐渐模糊,旅游产业融合程度稳步提升。进入成熟期,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交叉渗透频繁,跨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创新常态,旅游产业边界非常模糊,旅游产业进入高度融合发展阶段。第四,旅游产业融合的实现条件由激励机制、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三部分构成。其中,旅游产业融合的激励机制分为内生性激励和外部性激励两类,创意思维的作用、现代科技的进步与模块化分工的促进构成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外部性激励,而共同生存的需要、保持与提升比较优势、频率依赖效应的影响和网络效应的作用构成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内生性激励。竞争与协同构成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实现旅游产业融合的保障。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共同作用下,旅游产业开始跨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利用其他产业其他行业的资源,不断拓展旅游资源的范围,旅游产业的发展空间不断扩大,产生了更多的旅游新业态、新产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旅游产业融合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演化。第五、我国旅游企业的产业融合度最高处于中高度融合阶段,而旅游产品结构对旅游产业融合度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旅游企业跨界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效方面,张家界、黄山旅游、云南旅游、中青旅、香港中旅,峨眉山和金陵饭店等七家旅游上市公司的旅游产业融合度相对较高,这些上市公司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目前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最高水平。以张家界、黄山旅游、云南旅游、中青旅和金陵饭店五家企业为旅游企业代表,通过对这五家企业旅游产业融合度提升的经营基础和近三年的旅游产业融合度的分析,并对典型旅游企业的产业融合度比较分析,发现旅游产品结构与旅游产业融合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指出旅游产业融合度的提升不是要求每个旅游企业不顾自身实际盲目跨界融合,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适度跨界融合,错位选择目标行业,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度的有效提升依赖于各类旅游企业错位创新旅游产品。第六,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除了依赖旅游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外,与外在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我国旅游产业融合的环境已日趋成熟。本文通过构建STEP分析法,对影响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进行全面的分析,发现我国在假期制度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具有良好的基础,假期制度不断完善,旅游人才的培养质量和培养规模齐头并进。信息技术和展陈技术不断成熟,并在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国经济发展在城乡居然人均收支及三大旅游市场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此外,国家已陆续出台了20多项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相关的旅游产业政策和旅游发展规划。第七,除了政府和学界提出的加强旅游业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外,本文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推进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与建议：(1)积极完善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环境；(2)进一步鼓励技术创新与旅游产业的融合；(3)主动促进旅游企业发展成大型旅游集团；(4)加大市场营销力度以引导市场消费方向：(5)健全文化旅游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6)加快旅游精准融合以实现旅游有效供给；(7)改革旅游教育制度以培养复合型旅游人才。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而且响应了国家积极倡导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号召,顺应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时代潮流,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综合功能的发挥,实现旅游产业在更大空间、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发展。对于具有旅游产业发展条件的贫困地区来说,有助于促进我国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期望对于指导我国“十三五”时期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旅游产业政策制定、旅游产业创新实践和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