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绕在官僚制组织研究中的矛盾是它带有封闭性的本质与人们追求开放性的夙愿。韦伯最先对官僚制进行了理论建构,20世纪学界基本完成了官僚制组织理论的确认。在虽然韦伯从古代追溯官僚制,但在韦伯官僚制理论建构中其实是一个近代范畴,与近代民主自由理念的异化,与近代货币经济发展,与近代科学技术的支撑等这些近代因素具有密切关系。即韦伯官僚制研究充满了悖论。受到竞争文化和控制导向等因素的影响,官僚制组织的理论建构具有封闭性。这种存在于理论确认中的封闭性依旧存在于接下来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修补工作,包括线性修补官僚制组织理论和之后探寻“开放系统”理论的研究。虽然在线性修补官僚制组织理论和探寻“开发系统”理论的过程中,环境的理论地位得到人们的重视而不断提升,但从严格意义上,二者都没有突破官僚制组织理论确认中就已存在的封闭性,即都只是修补官僚制组织理论的研究。存在于官僚制组织理论确认和官僚制组织理论修补工作中的封闭性,都是官僚制组织研究追求确定性的手段。追求确定性的目标是合理的,但是官僚制组织研究追求这个目标所采用的封闭性方式是不科学的,无论是给已有的官僚制组织研究,还是给将来的组织研究带来巨大的困境。因为如果封闭性方式存在于研究过程中,当阶段的确定性目标实现后,封闭性又变成了研究的目的。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变化,研究需要一种更为开放的解构性思维,而不是移植封闭性。新的思维要将研究重心放在合作上,研究中已经没有了“内”与“外”的明确边界,组织和环境能够做的努力就是将从前理论中的“外”人格化,通过合作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