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犯罪的多样化、智能化,传统的侦查手段暴露出许多局限性,各国开始运用特殊的侦查手段来应对现代犯罪所带来的挑战。电话监听、视听监控是其中两种特殊的侦查手段,相对于传统的侦查手段,特殊侦查手段具有秘密性、技术性、涉外性和跨国性、多样性、灵活性、快速性和广泛性之特点。为了侦破犯罪、发现真相、确定犯罪嫌疑人、防止犯罪涉嫌人翻供,侦查机关不得不使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但由于这两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对被监控之人的隐私权及秘密自由通讯权又有着严重的侵犯,因此如何使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以及使用时又如何与保障人权取得平衡,这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共分以下六章:第一章侦查中搜集证据方法与电话监听、视听监控之概念侦查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阶段,侦查活动质量的高低,以及侦查人员能否遵守法定程序,直接影响实体正义,以及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实现。在刑事诉讼中,侦查的主要任务为:搜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其它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不受侵犯;以及教育、倡导预防犯罪。为了侦破犯罪,需要采取多种侦查方法。本章介绍了各种传统侦查方法之法律规定的情况,及电话监听、视听监控之概念和特点。第二章电话监听、视听监控法制化之历史演进本章就各国对电话监听、视听监控的法制化有不同之历史演进过程分别作了介绍,反映出采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是一种有效对付新的类型犯罪的手段,同时公民对人权的保障要求增加了,使得采用科技侦查手段的程序化、法律化的需求出现。笔者利用比较方法系统阐述域外电话监听、视听监控的程序化、法律化制度,为中国如何采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提供有价值之参考资讯。第三章采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之目的——发现真实在刑事诉讼中,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方能正确地惩罚犯罪,避免冤枉无辜,做到不枉不纵,实现刑事司法的实体公正。现代的刑事诉讼法,既以有力打击犯罪为目的,更注意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发现案件真实还能保障被害人的权益,惩罚真正的犯罪人,被害人才能在心理上得到抚慰和物质上得到补偿。发现真实在刑事诉讼中意义重大,但对于何为“真实”、法院认定案件应当达到何种真实的程度等问题,在理论界和司法界存在不同的意见。为此,笔者对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形式真实与实质真实等几对概念予以界定,赞同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之理念。在侦查中采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之目的,就是发现真实,查获犯罪嫌疑人。第四章采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与人权保障之关系采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是发现真实之有力手段,对打击犯罪起重要作用。但这种特殊侦查手段是一把双刃剑,往往侵犯了人权,特别是隐私权及秘密自由通讯权。笔者介绍了隐私权及秘密自由通讯权之概念以及各国维护隐私权、秘密自由通讯权之法律保障。认为采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与保护隐私权及秘密自由通讯权之间是一种价值取向之协调,取得两种价值之平衡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关系重大。为此,笔者着重对德国比例原则如何落实到采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的法律制度作了介绍。同时,亦对各国电话监听、视听监控的证据容许性问题作了探讨。第五章违法采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之处理及制裁本章所要研究的实际上就是刑事诉讼中证据排除法则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中之适用问题。笔者首先介绍一般的证据排除法则,即欠缺证据能力,不得采为判决之根据。基于采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的秘密性和伤害性,大部分国家的立法采用法官保留原则,即电话监听、视听监控命令原则上应由法官作出,否则所得之证据都禁止使用。笔者将违法监听分为违反监听之实质要件、违反监听之形式要件和违反执行方式规定等几种类型。为了增加法律上对于人格权的保护,笔者就中外关于保障精神性损害的人格权立法沿革及澳门由公务员引起之损害赔偿之规定进行简介,以研究如何追究个人及法人违法采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的民事赔偿责任。第六章澳门及我国内地采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之研讨本章就澳门现有规定之执行情况及缺陷作出分析及并提出建议。澳门地区已经使用一些特殊侦查方法去侦破犯罪行为,例如使用电话监听、视听监控。这些特殊侦查手段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申请采用电话监听之程序过于繁琐,不利于案件侦查工作的快速和有效开展,对于一些突发以及危及生命案件之特定犯罪的电话监听没有建立特别规则,影响到受害人生命之存活机率。为此,笔者先是对采用电话监听的比例原则及重罪原则之例外情况、使用器材、使用期间、事后通知原则、赔偿原则等情况提出修改建议。同时对视听监控之完善发表了意见,并特别增加了对固定视听监控系统、临时固定的、流动的及手提的视听监控系统的立法建议意见。由于现时我国内地仍然没有对电话监听及视听监控等特殊侦查手段制定出较系统的法律制度,仅在1993年颁布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10条、1995年颁布之《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16条原则地规定了允许使用技术侦察手段。检察机关针对贪污等罪则无采用技术侦察方法之权限。而且由于实施程序不规范,容易出现滥用,以至过份伤害公民之隐私;取得之资料通常转化成书面认罪笔录加以使用;没有保全材料之规定;没有救济程序;没有特定之赔偿制度。为此,笔者试建议在再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参考各国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内地的政治、社会,特别是刑事侦查之实际情况增加关于使用特殊侦查手段之专门规定,特别是对采用电话监听与视听监控的案件适用范围、批准程序、违法制裁与救济等方面作出比较系统的规定,期望推进我国内地特殊侦查手段法制化、程序化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