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西方译学界文化学派(CultureSchool)的出现及其相关学者的研究标志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的开始。该学派非常强调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作用，注重从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审视、考察翻译现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学派的学者开创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安德烈·勒费弗尔(AndréLefevere)就是其中颇具声望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研究的理论重点是安德烈·勒费弗尔的改写理论观照下的意识形态观(Ideology)。勒费弗尔是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书中，勒费弗尔指出翻译实质上就是译者在特定时期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标准的双重影响下对原文信息进行加工与改写的过程。　　 本文旨在探讨与揭示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文章以勒费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框架，以艾兹拉·庞德的《华夏集》(Cathay)为文本案例，具体从翻译文本选择、特定翻译策略的使用以及译入语语言风格的选用三个方面来分析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与操控。同时，文章指出在翻译过程中显现出的译者主体性或个人意识形态观也不能忽视。译者在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理解与阐释，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操作与改写。从这一方面来看，翻译过程不是单一肤浅的语符层面的转换，而是意义深远的文化层面的交流。　　 文章首先梳理国内外翻译界有关意识形态理论与翻译关系研究的发展脉络，指出中西方学者就两者关系问题已达成理论层面上的共识，即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其次，文章对勒费弗尔的改写理论作了整体概述，并且详尽分析影响文学翻译的三大主要因素，即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然后，论文对艾兹拉·庞德及其诗歌翻译作品《华夏集》的相关研究进行综合回顾与简单述评。　　 最后，通过对比分析，结合例证研究，文章发现，某一特定社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给文学翻译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与作用，这种影响与作用在翻译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共同构成对文学作品进行操控与改写的主导力量。从意识形态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可能构成今后文化与翻译研究的主要趋势。将翻译行为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讨论，为我们更好的解读与研究文学翻译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广阔的空间，也为我们重新审视译者和翻译作品的地位提供了更有意义的参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