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文化领域内自由空间的拓展，传统文化逐渐走出西学东渐以来被社会主流舆论所质疑与批判的逼仄境地，频频现身于“庙堂”与“江湖”之上，更是有人喊出“传统将是解决现代性问题的良药”的谶语。迎合这股“传统热”的时代浪潮，当人们在现实中难以寻觅到能够解决诸多教育问题的切实方案时，“师道”（指传统教师所肩负的“师道尊严”的文化理念）的回归便显得顺理成章，事实上，在当前教育领域中的确存在着多种力量为恢复传统教育的“名份”而努力。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禁要问：“传统师道”的回归真得能够解决中国教育的“现代性问题”吗？公允地说，如果“师道”仅是作为现代人的一种有关历史的“乌托邦式”的美好追忆，那么其在一个缺乏底线与共识的社会中的形成与存在便自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如果“师道”成为某种社会力量借以推行自身理念（往往包含政治目的）的“手段”，或是人们由于对现实教育的不满而产生的逆反性心理的投射，那么将如此的“师道”强行地推入现实教育领域内的做法便是缺乏理性甚至是极为危险的，而想要真正得远离这种“危险”，我们应做的便是还原“师道”在历史中的真实样态。很少有人能够超越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假入人们能够懂得一个时代，那么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理解这一时代中的“人”，所有的历史问题归根结底是过去人们在曾经的时空条件下做出的选择问题，“师道”的兴起、演化与衰亡，无非是以“师道”自居的传统教师（即“师者”）在具体的历史情形中进行的价值取舍与行为选择。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认清传统中国的社会性质，那么就意味着拥有了一双能够观察和认识师者的真实生存境况与现实选择的“魔眼”，进而通过“社会——人——师道”的“三重还原”来反省传统文化对于当下现实的真正意义。相较于历史上同期存在的其他社会共同体，传统中国社会表现出一种“礼治为本”、“实用理性”与“权力主导”相结合的文化性格，在这一性格的影响下，传统社会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层序格局”。师者是层序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儒学的特殊地位使得师者在事实上与儒士群体实现了融合——他们不但是文化知识的生产者与传播者，更是权力的参与者与德行的担当者——这样一种看似“左右逢源”的美好图景，在现实中却极有可能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在层序格局主导下的传统社会中，政治权力笼罩着一切，这种特殊的社会氛围使得以士自居的师者时刻面临着艰难选择：一方面要坚守“以道抗君”的底线，极力为文化知识赢得尊严和荣耀；另一方面则承受着无远弗届而又独断专行的君权的掣肘。实际上，尽管儒士以“道”自居，然而他们的“危机”与“恩宠”往往由君主的一念之差所决定，这一矛盾而诡异的情形在“孔庙祭祀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即使孔丘贵为“圣人”，围绕其祭祀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同样难以逃脱权力的干预。通过考察“师道”与“治道”的互动关系，人们能够切实理解“道”的含义以及“以道自居”的师者的真实境遇。科举制度对于中国的士人群体具有特殊意义，因而是人们理解师者时所不应忽视的重要维度。科举制度一方面弥合了中国社会严格对立的阶层差异，另一方面作为士人们进入仕途的现实途径，也深刻塑造了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入仕”的诱惑不但催生出诸如“座师”与“门生”等基于多重利益考量而结下的“师生关系”，更是造成师者群体始终没有形成职业观念与专业意识的现实因素。层序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明主导下的乡土社会，尽管“君权不下县”的说法或许没有能够真正反映出底层社会的真实权力样态，然而总体来看，受制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以君权为代表的政治权力始终没有在乡土中国里形成一种强大而稳定的组织形态，维系广大乡民日常生活秩序的最为重要的力量是利益观念与宗法制度。师者一方面以士自居，承担着“替君泽民”与“以道抗权”的责任；另一方面也肩负着“宣讲礼仪”与“服务乡邻”的使命，多数师者身处“江湖”却心思“庙堂”，故乡中的“他者”或许是其在乡土社会中的真实身份与实际样态。西学拍岸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文明的冲击”，社会转型的压力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挑战，尽管解体的过程始终充满着反复与波折，然而层序社会已经注定将会被时代所抛弃。“乡土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废除”与“儒家学说的失势”等无一不在表明：属于师者的时代结束了，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不再是以权力为主导的层序格局，而是一种复杂结构支撑下的平等模式，后者不再是一个以“文化人”为核心的单一社会，而是以各个行业、领域和部门中的“专业人”为骨干而建构起来的多元社会。无论承认与否，现代教师不是师者的直系后裔，他们是一群具有自身独特身份的专业人，而不再是混杂着多种身份与多重职能的文化人。尽管教师群体在当前的社会中面临着社会转型与道德失范等诸多困境，然而摆脱困境的方法绝不仅是将目光投向已经渐行渐远的“传统”，而是要立根于现实、怀揣着过去、面朝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