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文学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源头，这一时期包括先秦和秦汉两个文学发展阶段①，第一阶段先秦文学所呈现出的文学发展特点概括的说是一个尚处在萌芽、混沌而又未臻独立的文学状态。文学在此发生、发展不能呈现出较为纯粹的面貌，就散文领域而言这主要表现为文史哲不分。在这种人文混一的文学发展时期，文学面貌所呈现出的中国文人对文学的认识、理解、也即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因之而显现出宽泛、散漫，富于包融性。（对后世，这种富于包容性的文学观念对于司马迁在《史记》的创作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两汉，文化渐进，即上古文学的第二个阶段——秦汉文学发展阶段，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由于受先秦文学观念影响和时代局限性所致，文学观念虽有进展但仍比较模糊，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中国文学观念演进的过程中②，两汉文学既是对先秦文学观念的总结和发展也是对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观念渐趋正确化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关键时期。所以这一时期既不像先秦文学观念的宽泛也不像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观念的纯粹，它是一个过渡时期，随之文学观念所呈现出一种介于模糊与纯粹的区间状态。就像胡适先生提出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作家他的文学观念具有这一时代的特性与局限性，在这一具有时代特性和局限性的文学观念所支配下产生的《史记》这一文学作品也就必然烙有这一时代文学的特点。《史记》文史性并包这一特性，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史记》文史性并包，主要表现在：一、《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和以“实录”精神为宗旨来撰史，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史记》所具有的历史性；二、司马迁创立《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中，把述史从以事件为中心转到以人物为中心，不但为写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在文学领域创造出了传记文学这个新品种。这种转变就决定了它的主体部分（纪、传部分）主要是写人；而文学就是人学，也主要是写人，这样，《史记》在所写内容、对象上便和文学有了交叉，有了同一性。此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司马迁尤为讲究语言艺术，这一点也付予了《史记》文学性的一面。　　本文针对《史记》中文学性的一面进行研究，通过《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在对屈原、相如两位“文人”的记述中所呈现出的文学特点来阐释司马迁在受先秦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所产生出的特有的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