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体捐献对医学教育、研究以及临床移植等做出的巨大贡献使得遗体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然而,我国遗体捐献工作一直处于“曲高和寡”的状态,除传统观念影响外,民事立法工作滞后是导致这一状态产生的重要原因。缺乏民事立法的保护导致遗体捐献人的捐献意愿无法得到正确执行,阻碍遗体捐献行为甚至侵害遗体捐献的行为时常出现。遗体是具有公序良俗、伦理内容和利用价值的物,在遗体上也存有人格利益的,包括遗体捐献在内,对遗体进行符合其性质的利用是合法的。对于脑死亡能否作为认定遗体的标准,我国应当在符合伦理和具有相应技术条件的前提下推行这一制度。自然人可以捐献自己死后的遗体,这是身体支配权的延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捐献人可以决定捐献遗体,其近亲属基于对遗体所享有的权利也可以捐献遗体但要符合顺位,并采取全体近亲属一致同意的方式进行。当自我捐献权与近亲属的捐献权产生冲突时,可借鉴日本等国的“权利等同模式”,即遗体捐献必须在本人与近亲属意思表示一致时才可以执行捐献,以提高捐献的概率。自愿捐献方式生效应当具备一定实质要件,捐献登记产生的是遗体捐献生效而非对抗效力。国外实践中的推定同意捐献形式对促进遗体捐献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一制度在我国同样也有实行的可能。为更好的保护遗体捐献行为,我国未来应当进行统一立法,保护遗体捐献人及其近亲属在捐献过程中享有变更与撤销权、人身权、遗体的尊严、优先权等权利,并明确侵害上述权利的行为及其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以保护遗体捐献行为,激发社会对遗体捐献的积极性。